私有土地产权研究

怒对古都破坏者-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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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菲 来源:中国青年报

我和她的结识缘自一个紧急的求助电话。

“快去快去。他们正在拆房,特别漂亮的四合院。一定要把这种行为记录下来,这是罪恶!”

她是个法国人,高高的鼻梁,深蓝的眼睛。

但她的全部生活都与北京的四合院联系在一起。她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用她的话说——“战斗”。

毫不夸张地说,她比老北京还更熟悉北京的胡同,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白天,她背着大包,徒步走在那里,有时,身边陪伴着摄影师或者城市保护志愿者,街坊看见了,嘴里唤着“大姐”、“大嫂”迎出来,搬小凳,沏好茶;夜里,她常常看着那些不复存在院落的照片,手指一点点抚过红彤彤的大门,漂亮的砖花儿,痛苦得无法入睡。

她讨厌别人叫她“老外”。“我是个地道的中国人啊!”对于初次见面的人,她常常这样解释。甚至她的名字都是极端中国化的:华新民———新中国的人民。

“那时候,我一定会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不能想”

48年前,她出生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后改名红星胡同)的一个院落里,名字是祖父起的。祖父和父亲有相似的经历,相似的理想,似乎也遗传给了新生的女孩儿。

祖父华南圭早年留学法国,学习土木工程,是法国公共工程学院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他娶了一位波兰女子为妻。学成回国后,他曾担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抗战期间,因拒绝为日本人工作,华南圭再次远走法国,直到抗战胜利。解放后,华南圭回来担任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总工程师,这个组织便是今天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前身。

父亲华揽洪14岁被送往巴黎学习建筑,学成后在那里工作,成家,立业。1951年,华揽洪抛弃了在法国经营起来的一切,携妻儿回国。在梁思成的推荐下,他担任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第二总建筑师。

华揽洪似乎对北京的建设更加投入。有一次,他在飞机上向下俯看时,发现北京城竟是郁郁葱葱的。“这么多树,在建设新中国时应该好好保护呀!”那时,他患了严重的眼疾,医生开了一年病假,他拿着老城大比例详图,一条一条胡同地走,挨门挨户进到院里数树,槐、榆、枣、海棠、柿子、香椿……

北京人种树的学问可大了。在四合院里,见不到松、柏,因为这通常是种在阴宅附近的,不吉利;果实好吃的桑椹,清新爽口的梨,也不会见到,是因为“桑”与“丧”、“梨”与“离”谐音的缘故。四合院里的树多是海棠、石榴、春桃、枣树等,春可赏花,夏能纳凉,秋尝鲜果,真可谓“春华秋实”。

春去冬来,北京东西城区胡同院里院外的树都被标在这张独特的北京“树”图上。他抄了一份留下,原图寄给北京市长,期望能对老城规划有所助益。

两代前辈也许都在想着,他们是在为新生的女孩儿设计新的城市,一个充满阳光、美和文化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像她的名字那样充满希望。

时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从北京到法国,到香港,华新民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北京。这时,她已是两个女孩儿的母亲,身份是一个法国公司驻华工作人员的妻子,一名作家。

华新民的生活,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但不是祖父两辈所期望并为之努力的那个世界。因为那些她曾生活玩耍过的地方都已不复存在,那个曾被期待的世界正点点滴滴地从地图上消失。她觉得这个城市变了,恨自己回来得晚了,但她依然要保卫它,像保卫自己遍体鳞伤的母亲。

回京不久,华新民就做了一件和父亲大体相同的事。1998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一位官员问华新民:你说应该保护胡同和四合院,我们怎么知道哪些该保护,哪些该拆掉呢?华新民听后,骑着自行车,顶着烈日,在东城、西城转了近一个月,把胡同的现状全部标在图纸上,注明哪些是保存完好的院落,哪些胡同已消失,哪些应该重点保护。但这份图纸送交上去后,没有回应。

“我不去想什么时候离开,不去想万一北京不再是北京,该怎么办?”8月一个夜晚,坐在她小小的办公室里,她这样讲,“那时候,我一定会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不能想。”

华新民自费租了这间办公室。屋子很小,墙上贴满了纸条,写着哪个院落什么时候被拆掉了,哪个胡同正被划入拆迁范围,桌上摊着一张张北京市分区胡同图。她用绿色标出健在的,红色标志已经推平的。远远看去,每一页都是扎眼的红色。

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不停地打电话,给胡同里的居民,给市规委,给记者,给那些爱北京的人;她还写文章,给市领导,给媒体,给那些被拆掉房屋院落的人。

她还记得,当年在史家胡同小学里,下着小雨,她在滑石板上学会了第一个汉字———“人”。现在,华新民的世界里只有两种人:保护老北京城的,是好人;破坏的,是坏人。

她执著地坚持着,无奈,疲惫,经常手足无措。她的生活不再是胡同式的悠闲、与世无争,而是争分夺秒、声嘶力竭地———抢救。

如果这些领导不知道自己拆的是什么,那我就一家一户推开门拍下来给他们看

放下华新民的电话,我赶到了那个被她称为“特别美丽”的院落:察院胡同23号。就在民族文化宫的南面,离西长安街不过100米。

我赶到时,已经无法看见它的美丽了。十几个工人在废墟里抬起一根根粗壮的梁木,堆在一起,准备卖给收木材的。惟一可以判断这里曾是一座院落的,是倒下的朱红大门和被埋在废墟里的狮子门墩。几个街坊在一旁观看,没有交谈,只有注视。

他们说,推土机一早就开来了,卡嚓嚓几下,房子推倒了,树撞歪了,大梁砸下来,一座精美的四合院灰飞烟灭。“这是危房吗?”我问围观的人。“再也难找这么好的院子啦!”老人们拉着长声嚷着。“一百多年都没怎么修,好好的,就拆了,造孽啊!”在后来目睹的几次拆房中,我都会听到类似的话。

“那为什么要拆?”几个人撇了撇嘴。

这个院落是华新民2002年夏天发现的。那时她听说这一带在拆迁,就风风火火地赶来。快走到胡同尽头,一堵墙后伸出了一角漂亮的房檐。习惯性地,华新民敲开了大门,门后出现了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满头白发,满面笑容。

华新民和老人坐在小凳上聊了很久。老人讲起这座院子的来由,讲起自己祖上在这里的生活,讲起哪座屋是哪位前辈修造的,住过什么人,讲起“文革”中自己在这个院子里遭受的一切痛苦。讲起怎样失去它,又怎样失而复得。他甚至张开嘴,给华新民看被打坏的牙齿。说着说着,老人哭了……

走出这个院落的时候,华新民已经决心一定要保护好它。不仅为了它长达一百多年的经历,也为了这位老人。她到区文物局去打听,才知道这个院子本是北京市划定的539个被保护的院落之一。

然而“拆”字还是很快地画在院墙上。不久,院子的另一位主人从加拿大归来。一位80多岁的老妇人,亲自跑到文物局,要求看一看政府划定的文件。她在被保护的名单上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家的院子,可是,要求复印一下名单好找拆迁者理论时,被没有任何理由地拒绝了。

华新民愤怒了:明明是被保护的院落都要拆除,其余的岂不是更没法保护了?!“如果这些领导不知道自己拆的是什么,那我就一家一户推开门,拍下来给他们看。”

她找到一位摄影师朋友,从黎明到天黑,挨家挨户地敲开门,拍下四合院里的一切。

“人们往往有错觉,以为四合院就是大杂院。”华新民解释这样做的理由,“但其实好的四合院都是关门闭户的,敞开门的都是已经被挤占破坏的。甚至就是这些已经破败的院子里,如果你仔细去看,它的主体建筑还是非常好的,稍加修缮,就能够恢复原貌。”

他们紧张地拍了半个多月,从太阳升起,到光线暗得无法照明。院子的主人在开门迎来这样的人时,无不热情接待,耐心地介绍,小心地扶持。厚厚的一沓照片后来被送往北京市政府,上面悲壮地注明:所有这些院落,都是即将被拆毁的。据说,某位主要市领导看过后惊叹:“怎么还有这么多漂亮的院子!”拆迁察院胡同的脚步因此暂缓,却没有最终停止。近一年后,这个院子还是瞬间就倒在了推土机的铁爪下。

“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愤恨,恨我们阻止他们拆掉平房盖大楼。”华新民说,“他们甚至不是一砖一瓦地拆,他们动用了机器,推倒,砸碎,还要再跺上几脚。可那样好的房子,连砖瓦都很值钱啊!”

在拆除察院胡同23号现场,华新民不停地给我打电话:“你再往西边看看,25号院还在不在?那也是被保护的。”

“不在了。是今天一起被拆掉的。”

“啊?”她惊喊,又焦急地问:“那对面的30号院,也是。还在吗?”

我看了一眼紧闭的大门,刚要说“在”,街坊们把门推开一条小缝,示意我往里看:里面已是一片狼藉,屋倒墙歪,砖头瓦片散了一地,几乎无处落脚。

华新民在电话里的声音近似哭:“他们怎么能这样?这些都是被保护的院子啊,谁为这些行为负责?谁允许这么做?”

2002年,北京市政府确定了539个保护院落,却迟迟没有公布名单,2003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261个,世人仍不知道是哪些。“不公布出来怎么保护?不公布出来被保护又有什么用?”

她形容这种做法是:左手挂保护牌,右手就绕到后面去拆。“多么虚伪!”

“胡同是古都的细胞,细胞一个个掐碎了,谈何古都?!”

华新民发现将院子拍摄下来展示给大家看,是比写文章更有效的方法。“了解四合院和胡同的人那么少!”她感叹,“不真正走进去,是看不到它们的美和价值的。”

这一天,我们相约去逛丰盛地区的胡同。这是北京西城区的中心地带,因为要建一条金融街,近十年来,几乎被拆光。几乎每条胡同都贴有拆迁通告,我们手里的胡同地图已无法准确地指示方向:有的北面被拆掉了,徒留南面;有的一头被新建好的高楼堵住,成了一条死胡同;很多院落的门牌号都被取走了,更多的人家在收拾家产,门口挤满了文物商贩。

俗话道:“东城富,西城贵”。这里存留下来的好院落依然十分可观。虽是仲夏,胡同两旁的大树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遮阳伞,丝毫不觉酷热难耐。

敲开每一扇门,她便迫不急待地开始和主人家交流。她问:要拆迁了,你们有什么困难吗?这个院子是公房还是私房?住过几代?修缮过吗?要是修好,估计要用多少钱?自己的经济情况能负担吗?人搬走了,树怎么办?附近还有哪些保留完好的院子……

和她交谈的人总会越聚越多,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各自听到的历史,描述着以前哪个地方曾摆过大鱼缸,哪个地方曾有个垂花门,影壁上写过什么吉利话。

华新民坚信,并不是非要和名人有关才有意义。真正让人感动的是那一条条胡同和一扇扇朱门后面,口口相传、代代相传的故事。

民康胡同不像其他胡同那样是左右对门的,而是有一些敞开的石门,走进去,里面一左一右地坐落着极小的院子,极像现在的筒子楼,门口一样雕着漂亮的砖花。这里是以前的巡捕住的地方,胡同的别号就是“巡捕房”,静静地走在里面,似乎可听见他们破烂的皮鞋踏在地上的声音,看见他们为生存奔波的倦影。

劈柴胡同,为什么叫劈柴?相传,这条胡同西头有家大院,是两位被奸臣所害的大官,将财产藏于此,派人看管,等后人长大后再将财产平分,并因此取名劈柴(劈财)胡同。

土儿胡同在清代有批发烟土的营生,或许因此而得名。解放后,胡同口开了家广德堂膏药店并出了名,以至胡同还有个别名,叫做“膏药铺”。广德堂善治妇女病,一度驰名全国,到处来订单。结果广德堂专门给自己在旁边设立了一个邮局,向四处邮寄膏药。

甚至胡同里的语言都格外幽默。老北京的格局,南北为街,东西为胡同。因此老北京人的方位感极强。以前,拉车的到了胡同口,都会大喊一声:东去!西去!以防撞到人。老两口躺在炕上,觉得挤了,老太太会跟老头说:你往南边去点儿。

当然,更多的是居住在这里的百姓故事。

在新鲜胡同一个已被拆掉一半的院落里,主人在残砖乱瓦里给华新民看自家的相册。精美的雕花窗格前,从几十年前的小姑娘,到刚刚满月的孩子,一张张泛黄的相片翻过,好像移动的电影胶片,时光荏苒,物是人非,服饰表情不断变换,只有这座老院子依然故我。

但是这些,都已经或正在消失。

在华新民眼里,每一座院落都有自己的个性,每一条胡同都绝不雷同。她会因为突然看见了一个不同于别家的瓦片而惊喜不已,抑制不住地和我讨论这个院子的修建时间,不停地说:太美了,快拍下来。

有人曾比喻:一条胡同,就如一卷精致的书画。把旧城的地卖了去盖商品房,就如同把名画当废纸卖了一样不可思议。“建筑是文化的载体,一砖一瓦都是历史、民俗、故事,甚至胡同的名字,老百姓的食物,都是宝啊!”

华新民鄙夷那些以危改为名新修起来的四合院,称其为“兵营”。“如果谁都可以把历史砸碎了重修,为什么美国不自己修个长城,还巴巴地跑到中国来看?”

有了胡同,北京城的每一寸都是活的;拆了四合院,胡同消失了,北京将是一座正在死亡的城市。成语道:“触景生情”。景都没有了,情归何处?

“他们说留了,留了故宫、皇家园林和三百六十条胡同。三千二百条胡同里的三百六十条。三百六十条不够一个脚印。胡同是古都的细胞,细胞一个个掐碎了,谈何古都?!没有胡同的故宫是荒唐的,就像没有故宫的胡同一样荒唐。还有三千多条胡同里的故事呢,还有根生在胡同里的多少万北京人呢,还有数不清的枣树、槐树、柳树、丁香树呢,还有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四合院建筑艺术呢!就这么干干净净搓进太空了吗?”

“我不可能合眼,而且感到从此永远都不会再睡得着觉”

在华新民的抢救经历中,有一个不能不提的“闻名世界”的院落。保护派认为:如果这个院落保不住,以后就都保不住了;拆除派则说:如果此处拆不掉,那以后都别想拆了!

这就是美术馆后街22号。

1998年2月的一个傍晚,81岁的赵老先生和老伴散步回家时惊呆了:大门两旁一边一个大白圈,里面写着大大的“拆”字。老伴的血压当即升到185,“这是要拆咱家吗?”

赵景心从来没想到不远处修建的平安大街跟他有什么关系。报上说最宽拆迁范围是70米,而赵家小院离平安大街至少有100米。邻居们出来告诉他们,这里要“危改”。可这是座好端端的院子啊!也要危改?两位老人不知所措。

没几天,赵老看到《北京晚报》上一篇呼吁保护四合院的文章,作者舒乙。他打查号台,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要求和舒乙说几句。话很简单:我这儿有个挺好的四合院,您有空过来看看。舒乙来了。两人都吃了一惊。赵景心方知:原来舒乙是老舍的儿子。舒乙激动不已:竟然发现了这么一处隐于闹市的好院落:红漆,灰砖,规规矩矩,原味原汁。尤为难得的是,在正房的房檐下有一对十分罕见的砖雕,皆阴文,黑底白线,砖上作画,东边一块是牡丹花,西边是一丛盛开着的菊花,花上一展翅彩蝶,一只小猫弓身仰首,正欲扑蝶。

两块砖雕,线条简练,画面传神,像两只扑闪闪的大眼睛。这便是明末清初建筑最典型的特征———象眼。

屋里是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东西两侧风格不同,但同样美丽。房中陈设中西合璧,古今相映,条幅书案,典雅高古。

更让舒乙激动的是,原来这座院落的主人也是“名门之后”。他在《小院的悲哀》一文中写道:“有旧式装束老人照片高悬于壁,当是赵老者的先人,我冒昧打听,答曰:乃赵紫宸先生。”

“不得了,我知道,我来到了现代名人之家。”

赵紫宸先生是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六大主席之一,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杰出的爱国者。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寇投入监狱,在狱中坚贞不屈,写就爱国诗篇,广为流传。他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赵紫宸先生于1950年买了这处院落,一直住到1979年91岁高龄逝世。

赵紫宸之女赵萝蕤教授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的惠特曼研究学者。她的丈夫则是我国杰出的古文字学家,新月派大将、诗人陈梦家先生。

小院儿现今的主人赵景心老先生,早年留美,建国初期遵父旨毅然回国,是两航起义的功臣,后任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赵家小院从此进入了专家视线。不少建筑专家和爱好者慕名来参观,测量,正式得出这是一个明末清初修建的四合院的结论,认为这是集“人文、文化和历史价值于一身”的不可多得的四合院。舒乙安慰赵老道:您放心,这么好的院落,一定不会被拆掉。

专家开始了保护这处院落的呼吁行动,赵老也动用起自己的老关系,给国家和北京市领导写信。但“不拆”二字始终没有等到。两位老人白天紧张地在家守护,听着推土机轰鸣地面颤动;夜晚靠安眠药入睡,稍有声音就惊醒,起身,东听听、西看看。不久,小院周围被拆空了,这座孤零零的院子只靠小保姆的丈夫每夜抱着一根水管子保护着。

1999年10月。一天,开发商的推土机突然将两面院墙推倒了。赵老心急如焚,质问在一边看热闹的派出所民警,对方回答:他只管维持秩序,不管推墙。赵老对开发公司厉喝:你要把我的墙砌起来!对方气急败坏地说:“给你砌墙?我还要拆你的房呢!”

赵老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不搬!“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把这个明代的院子交给开发商盖商业楼。”

担心家里的文物也突遭灭顶之灾,赵景心悄悄把十几箱古籍捐给了现代文学馆和燕京大学研究院,26件明代家具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北京就容不下这些东西,真是奇耻大辱!”舒乙评论说。

1999年11月,专家们开始了第二轮呼吁:我们再一次慎重指出,这个四合院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拆掉它,北京将大损形象,并在文化上承受难以估量的损失。多家媒体也开始呼吁拯救这处院落。但这些都没能阻挡“拆迁告示”正式贴出。

12月30日,赵老接到了裁决书,东城区文物局以“美术馆后街22号院从没有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为由,同意拆除22号院。“被申请人赵景心自接到裁决书5日内迁至朝阳区洼里乡大羊坊村西周转房三排十一号……将原住房腾空,交申请人拆除。”

裁决书里提到的周转房,是北京郊区几间简陋的平房,既无煤气又无暖气,屋里积着冰水,屋外垃圾遍地,走到最近的公共汽车站要40分钟。

“换了你是我,你会是什么感受?”赵老逼近我的脸,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让两个80多岁的人,5天内搬空三代人的东西,抛弃自家房产,住到离城几十公里外的地方,你会是什么感受?还能活不能活?”

20世纪最后一天,老夫妇想到了死。

但他们没有放弃,并毅然走上了上诉的道路,对象是“没有履行法定职责进行文物鉴定和评价”的北京市东城区文物文化局和强制进行拆迁的东城区房管局。有人劝赵老,给自己留条后路。他答:“我已经没有后路了,我已经走上了绝路。”

像拆迁者曾傲慢地宣称的那样:没有一个拆迁户的官司赢过!这个历经近一年、牵动海内外的官司也失败了。法院认为,东城区文物局履行了法定职责,东城区房管局强拆有理。

“什么履行?他们的专家从来没来过我们家,怎么鉴定的?”赵老梗着脖子,“居然还有人说,我家有抽水马桶,这肯定不是明末清初的。难道我们还要把玻璃窗子都换成纸的,才能证明它是明末清初的吗?”

华新民说,他们的专家是谁,我们不知道。而我们的专家,都是有名有姓的———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侯仁之;清华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吴良镛;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孝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梁从诫;再加上最初进入小院的舒乙先生。这些专家作的结论不够吗?

她还清楚地记得与东城文物局的某位领导在法院外的对话。

问:“怎么顶级的文物专家说这座四合院是明末清初的建筑,你们就硬说不是呢?”

答:“专家也有看走了眼的时候。”

问:“世界上不管哪一个文物局都在拼命保护文物,怎么你们这个文物局却见着文物就喊砸呢?!”那人躲闪着华新民的眼睛,不回答。

再问:“那张《乾隆京城全图》上明明标着赵家的院子,你们为什么说没有呢?”这位官员急促地走开了。

舒乙在《小院的悲哀》一文中最后说:小院的价值,或许还在小院之外。因为,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典型:一个判断是非的典型。一个解决“拆”与“保”争论的典型。一个代表千万座北京四合院命运的典型。一个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历史的典型。

这个“典型”在2000年12月26日倒在推土机的铁爪下,在100多名警察和20多位外国记者眼前。强拆过程不得拍照摄像,附近楼房的二层以上不许进人。

具有戏剧性的情节是,二老搬进在美国的侄子出钱购置的公寓楼不到一年半之后,又再次面临拆迁的命运,这次的理由是“CBD建设规划”。

2003年8月,我在海淀区一个叫上庄镇的地方见到了两位老人,这里在颐和园西北20多公里处。他们最初那么执拗地坚持,还是不得不到如此偏远的地方来生活。

“我只剩下灰心了。”赵老闭上眼睛,仰头叹息,几丝白发无力地掉了下来。“把真的古建筑拆掉,满大街建些假的。还让我说什么呢?”

强拆时,华新民正在法国,深夜,她写了这样几段话:

“这里是巴黎的清晨5点,我知道北京那里正在强拆美术馆后街22号院,我不可能合眼,一夜都在为它寻求着侥幸逃生的可能。但我最后知道不行了……我不可能合眼,而且感到从此永远都不会再睡得着觉。这大概是北京仅存的一座明末清初的民居四合院了,为什么要下手拆掉呢?!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美好,这是已所剩不多的古都。”

“还房子给主人,永远不再提及拆迁二字,四合院便会自我净化”

华新民逛院子,特别要看看厨房和卫生间,还要拍下来。她要让那些攻击四合院的人看到:四合院不是又脏又乱,而是安静又舒适的。

人们为什么不去想四合院变成大杂院的根源?她不停地问我:如果四合院依然像以前是一家一户的,怎么会有私搭乱建?如果人住多了,有关部门重新安置,又有谁会愿意一家几代挤在小窝棚里?

老人们回忆,解放前,胡同里是没有公共厕所的。院门一关,四合而居,家家有一口上水井,一口渗水井,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有的老宅院的澡盆和厕所已用了近百年。“文革”中大批人口迁入这些老院子,房子不够住,于是厕所和厨房都变成了居室。

吴祖光的夫人新凤霞回忆那段日子时写道:

忽然,抢占房子开始了。进来一男一女,男的三四十上下,女的三十多岁。男的是萃华饭庄党支部书记,姓姜。他说:“我是共产党员要进来住,你家房多人少。”说着,他手拿封条把西屋一排门封了,我们家谁也不敢回答。我们屋里还有很多木器,姓姜的夫妻两口带着几个儿子全部占用了。当时祖光被抓到牛棚不许回家。不久,又来了几个三十上下工人模样的,

一进来就对我婆婆说:“我姓刘,共产党员,西屋姓姜的住了,我来要你的南屋,我是老少三代……”这家搬进来,把屋里的家具及器具也全部占用了。

……房管部门把全院大改造,大房改小房子,北屋、东屋、过房都搬进了人,而且都是私分。我都看过了,太伤心了!北房的大落地玻璃窗拆走了,院里的树全砍掉了。从进门就起了小房子,成了破破烂烂的大杂院。

问题是,那些因时代而形成的错误,就应该永远成为笼罩在传统文化身上的阴影吗?

东四某条胡同的一处院落,主人是位70多岁的老工程师。他介绍说,此院在乾隆年间就已在地图上存在,曾是位九门提督的宅第。老人的父亲60多年前购得此院,30多间房屋在“文革”期间被瓜分一空。

落实政策后,老人打了近10年的官司,把房子一间间要回来;又花了10年的时间,一间间整修。直到2001年,最后一户不肯搬走的,才住到了老人在别处为他们置办的房屋。多余的被拆掉了,墙壁重新粉刷,破落的门窗换上了新的,卫生间重新出现了,一家人又和和美美地住在一起。当老人将重修前的照片拿出来时,我们都惊呆了———谁都无法将照片上的景象与眼前这个院子联系起来:前者七扭八歪,破烂不堪;后者清爽幽静,生机盎然。而所有的费用加起来,“只有七八万块钱。”

讲起过去的日子,老人的面容阴暗,语调低沉。他不愿意在报道中提及他的名字和住址。这座院落并不在保护名单上,他希望这个地方永远不被人注意,而仅仅是他的家。

华新民认为:还房子给主人,永远不再提及拆迁二字,四合院便会自我净化。“谁愿意自己家乱七八糟的呢?”

一位中年妇女对我们嚷:什么“危改”,这叫拆迁,就是拆了让你迁。10年了!说拆迁这10年没一天我睡得踏实。

她不是私房主,但她爱所住的院子,她存了一笔钱,一直想要把那里打扮一下,却迟迟无法下决心。

另一户人家说:只要政府不拆迁,你们说按什么标准修,我们就按什么标准修,我们有这个能力。可现在是不搬不行啊!

华新民不明白,怎么一句“没有卫生间”、“不能通汽车”就可以把存在了上百年的院子都铲得片瓦不留。

现代化?她嘲笑这个词。现代化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方便舒适,而不是强迫拆掉别人的家,让他们住进偏远的楼房,再送他们一个现代化的工具———火车。“轻轨不就是小火车么。”

大多数拆迁户无法回到原址新建的楼房里———没有钱,或者根本就不允许。他们多搬到了丰台、通州或洼里这样的城乡结合地带。

华新民说,她认识很多搬进了新房子的老人,有的再也没有进过城,有的甚至都没有下过楼,有一位因为去找曾经的老街坊迷了路,急得犯了脑溢血,就死在大街上;那些还在工作的人,每天都要花三四个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没有任何娱乐时间,月月年年,弄得身心疲惫——“这就是现代化?”

“有人提到胡同里救火不方便,完全可以制造一种小型的救火车。这种车在欧洲遍及各个老城市,专为中世纪的窄小街道设计,难道不比动迁数十万居民更经济?

“还有人说胡同不适于交通。那是人住的地方,不是为了通汽车才建起来的。欧洲到现在还有几百座老城市的街道都没办法通汽车,不是一样保留下来了吗?“就说巴黎吧,近些年来有人提出那些老房子上下楼不方便,于是政府就专门设计了一种小型电梯,虽说一次只能容纳两三个人,但它既提供了方便,又保护了建筑。”“因为一个人得了点小病就把他杀了吗?只要想保留,总会有办法。”华新民有些疲倦的眼睛里,带着些许不屑。“问题是,我们看不到这种努力。”

“只怕我们脚步太慢,力量太小,就是已经剩下的这些恐怕也保护不了多少”

为了保护古都文明和文化,华新民成为她口中那些“坏人”最执著的对立者和斗士。虽然她有一头及肩的蓬松长发,总是长裙及地,只是个略微发福、没有任何权力的中年妇女。

一日,一个住在桂公府的百姓给她打电话说:与桂公府连成一体的跨院写上了一个“拆”字。

桂公府是慈禧弟弟的府第,慈禧就是从这里出嫁的。桂公府的主院早已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而一墙之隔的跨院,由于种种原因,已变成了大杂院。是华新民发现了这个跨院,并请文物专家进行考证,作出了“理应列为文物”的结论。可文物局批文尚未下达,却已经要拆了!

华新民急急赶到现场,看到确实画了个大大的“拆”。她寄希望于快点办理保护手续,能够保住这个院子。

不久,又有人打电话告诉她,有一家要搬走了,一旦搬空,房子可能就保不住了!

放下电话华新民就赶到文物局,要求立即给拆迁办去函禁止拆房。

第二天,公函还是没有下达。华新民不放心,一早跑去,要了一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盯着那间被腾空的房子。

果然,哗啦啦闯进一批拆房的民工。

“这是文物,你们不能拆!”华新民强作镇静地说。根本就没人理她。

工头儿手一挥:上去,快拆!工人们戴上手套,捋胳膊挽袖子抡起大锤。

“不能拆,绝对不能拆!”华新民张开胳膊,站在房前,声嘶力竭地喊出来。那一刻,她自己都没想到会发出如此大的声音。

民工们面对这样一个说中国话的外国人,有些不知所措,相互看了看,退了出去。

华新民没有离开,她独自祈祷工人不要回来了。太阳一点点升高,街坊们给她送来了午饭。

这时,拆房的人回来了,还多了几人。民工们看都不看她一眼,“哗”地跳上房,挥镐舞锤一通猛砸。

华新民控制不住感情了,她觉得自己的家在被践踏。她大喊:不是不让拆了吗?怎么又来了,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

情急中,她拨了一位区政府领导的电话。领导说:那里肯定有工头?你让工头接电话。华新民急忙把手机递给工头,对方不理她。华新民无助地举着手机大喊:还有谁负责?还有谁负责?

没有人在乎她,似乎她并不存在。华新民几乎吼叫起来:你们真的不能再拆了!这是犯罪呀!

区政府领导安慰她说:我已安排区建委去人了,就在路上。

果然,不一会,区建委的领导到了。他一声吆喝,民工们都住了手,从房顶上跳下来。可是,一幢完整的房子几近成了废墟。华新民几乎气晕了,她跟着建委领导到拆迁办,苦口婆心地讲了一大堆这个院落的价值,抗议这种拆房行为。

但她感到自己不能离开。果然,一个多小时后,民工们又回来了。与先前一样,谁也不理她,工头在一旁使劲喊:快拆快拆。

“就不信没人能管得了你们!”华新民咬牙切齿地拨打了110。

警察一出现,民工的手立时僵住了。华新民把来龙去脉与警察一讲,警察便厉声问道:是不是区建委领导叫不让拆了?没人说话。既然领导不让拆,为什么还坚持拆?一声不吭。

华新民绝望地抓住准备离开的警察:你能肯定他们不会再拆了吗?

就在这时,市文物局《关于保护桂公府跨院的文件》终于下达到了有关部门。民工奉命离开,不再回来了。拆下来的砖瓦,经专家鉴定后,被运往故宫博物院,作为今后的修缮用料。

这整整一天,华新民仿佛经历了一场生死劫。一位朋友告诉我,那天她屡次接到华新民的电话,另一端是无助的哭声:怎么办呀!就我一个人,就我一个人。谁来制止他们!

一位住在附近的居民实在心疼她,跑到这里来陪她,生怕她会就此倒下去。她说,在保护北京古城的人中,华新民是个旗帜,她不能倒;有朝一日北京胡同拆迁停止了,北京人应该给她树一座碑。“真是,她真是太不容易了。”

华新民倒不在意这种评价,她总是感到遗憾和无奈,“只怕我们脚步太慢,力量太小,就是已经剩下的这些,恐怕也保护不了多少……”

就在今年9月5日,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义江在北京宣布,经过文献考证和考古发掘,正式确认北京“蒜市口十七间半”为曹雪芹在北京的故居遗址,这是国内惟一有档案可查、有地图可证、有遗迹可寻的曹氏故居遗址。它现在的名称是广渠门内大街207号院。

可惜的是,这条消息迟到了两年。这座院落在兴建广安大街时被拆毁,只作出了将来在道路北侧按遗址和地图重建的妥协。

“我听到的‘重建’、‘迁建’的说法太多了。”华新民说,“可是他们把房子都砸碎了,拿什么建?建出来不也是假的吗?”

有人统计过,方圆62平方公里的明清古城里,除了已经存在的1000多处文物保护单位,还有6000多处没有被列入文保的文物。这块仅占北京城区面积5.9%的土地,不仅有800多年老城兴衰的见证、几千年中国文化的遗迹,也必然是未来旅游经济中新的热点。

然而现在,似乎我们已经丧失了发现它们的机会。据《中国文物报》报道,旧城改造的部分已占原来北京面积的1/3,而剩下的2/3中有一半是故宫、北海、中南海等重要建筑和水面,没有改造的只剩下不过9平方公里。

在华新民和民间组织的不完全统计中,仅2002年以来,就有50余处被确定为保护文物的院子,被“合法”地拆掉了,更多的已在“待拆”的名单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拆掉的定名为“文物”的院落,有70多处。

每一天都有一点历史被抹去。北京的大规模拆迁吸引了国外媒体的注意,外电称这种义无反顾的壮举为“文化自杀”。法国《世界报》曾刊登过一个醒目标题:让上千个曼哈顿在北京开花吧!英国《卫报》评论说:这是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它挥舞的不是红宝书,而是拆迁令。

“毕竟,胡同里住着人呀!这样的拆迁,太伤老百姓的心了!”

2003年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华新民第一次将拍摄下来的四合院照片组成了一个展览——《留住四合院,北京之魂》。

展览前夕,正是农历春节,原本承接展览工作的人员都返乡过年去了,迫于展期日益临近,照片和说明的粘贴,都是由老四合院的居民义务完成的。

“我的手指头磨得生疼。”张春婴说。她是这些义工中的一个。那时,她住在北京南池子普渡西巷1号。她说,大家看中的,还是那句震撼人心的话:“所有这里展出的院落,都是即将被拆除的”。

然而这个展览并没能拯救她的家。2003年2月24日,在家里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下,她的家被强拆了。这是北京南池子修缮和改建工程中被强拆的14户之一。

半年之后,我在北京市政府信访处外见到她时,她和丈夫每日住在原单位的办公室里,两口子睡在地上,儿子睡在办公桌上,白天上班时间,只好在马路边、商场里四处飘泊。

她依然衣着整齐干净,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她的丈夫谢玉春,穿着一身乳白色的唐装,“我就是喜欢传统的东西。”他说。

这项启动于去年5月的工程,虽然从一开始就受到各方专家的置疑,但最初并没有在谢玉春家产生影响。这处院落,是谢玉春的爷爷在1942年买下的,谢玉春和他的四个兄弟姐妹也先后在这里成家,至今已生活了四代人。1987年,全家对院落进行了翻修,临街的门面房还开了家小饭店,作为全家收入的重要补充。

有这样的生活背景,谢家当然愿意保留自己的院落。因此,根据此项工程的《宣传提纲》,谢家选择了不参加改建,自费按标准修缮房屋,自费接通市政管线,依然居住于此。但是,当他们与修缮指挥中心提出自己的想法时,得到的答复是:没什么原因,你们必须搬,就是不能住在这儿。

作为民革党员的谢玉春夫妇,向北京市政协提案组反映了这一不按规定办事的情况,指出,他们所看到的“修缮”,是原居民全部迁出不得回迁,拆平率达到98%。他们没想到,自此便开始了不断的“跟踪迫害”。

2002年7月,有人深夜将他家的饭店窗户砸坏,迫使饭店停业。

9月初,家里的院墙又在深夜被拆掉。

随后,当谢老先生在家门口乘凉时,一位拆迁员走到他身边,虎着脸厉声对老人说:看你们不搬,不搬就送你们去派出所!84岁的老人吓得当即犯了脑血栓,尿了裤子,被送进医院,至今大小便失禁。

2003年1月8日,修缮指挥中心的一位工程师来到谢家,四处查看后说:这院保留了,自行修缮。全家欢欣鼓舞,以为可以保住祖宅了。没想到一个月后,区国土资源局和人民政府又先后向谢家下达了《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和《强制拆迁决定书》,给他家安排的中转房,是一处需要爬过渣土堆、墙壁裂了大缝的破院子。

谢家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根据报纸上公布的政府决定,我家是31个保留的院落,现在光天化日下就给拆了。政府决定到底算不算数?“我们就是不想卖,凭什么要强迫我们?

《宪法》明文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到底算不算数?

“裁决人员从来没跟我们见过面,没到现场调查过,凭什么作的裁决?还把我们从自家的好房子调到危房去住?

张春婴说着,几次红了眼圈儿说不出话;谢玉春坐在一边闷声扇扇子。

夫妇俩因为家里有私房,两口子谁也没要早年单位分配的房子,本想着退休后安安稳稳享受天伦,却无法料到这场“横祸”。

坚持不懈地反映问题,只换来了让他们痛心的几个字:“别跟我们讲法律!”甚至在强拆后,他们也没能过上安生日子。匿名电话不断地打到手机上,还要求他们搬出现在正在居住的办公室。“还让我们上哪儿?我们已经睡在地上了,难道让我们住大街?”

这一切,更加强化了他们保护自己财产的信念。“我们绝不妥协。绝不在强迁书上签字。绝不要一分钱———如果被强奸了,又要了强奸犯的钱,不就成了卖淫的?那是共同犯罪!”张春婴写好了一封给市长的信,从今年5月份开始,每天打4次市长录音电话念这封信;从6月份开始,每天给市长电子信箱发4次;从8月份开始,每天在市政府信访办登记两次,要求解决问题,恢复自家财产。

作为本本份份的普通公民,他们认为自己也没有“权力”提任何过份要求。“能不能试试,”张春婴几乎恳求道:“试试,在老百姓的事情上,按法律办一回?把属于我们的还给我们,我们就知足了。”

一切,都没有回音。谢家的遭遇,只是近10年成千上万拆迁户中的个案。华新民轻轻咬着干裂的嘴唇说:“让我讲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在原址建起的给回迁户的住房,通常也是条件最次、质量最差的房子,以至于老百姓编了句顺口溜:危改危改,越改越危!

“听起来觉得不可思议吧?”她看出了我的惊讶,“如果是因为公益建设还有情可原,可这都是要拆了人家的房让开发商去赚钱啊!”

有人将拆迁四合院和胡同称为“拆掉北京的第二个城墙”,华新民不同意这种说法:“毕竟,胡同里住着人呀!这样的拆迁,太伤老百姓的心了。”

“现在已经不能谈具体保护哪一个院子,而是要全部留下”

华新民曾倡议迅速推出一部《胡同法》,像所有国外古城保护的法律一样,将所剩不多的老北京原汁原味地保护下来。这部法律不只应该限制一切在旧城内的拆迁改造行动,而且也要对原有房屋的修缮进行限制,所有修缮工作需由特殊的专家委员会批准、设计,方可进行。

“现在已经不能谈具体保护哪一个院子,而是要全部留下。我们常说古城风貌,如果不从整体保护,风貌从何而来呢?”华新民有些焦急:“是高楼大厦中孤零零的一两个四合院?还是博物馆里一两张照片或者模型?”

1832年,雨果刚刚完成《巴黎圣母院》,面对路易.菲利浦时代对古建筑的大肆破坏,愤怒地写下了一篇《向拆房者宣战》,呼吁议会通过一项保护古城和文物的法律———而且也奏效了。两年前,华新民将其翻译成中文。其中几段是这样的:“再听听他们讲什么:为了多放几堆白菜,得铲除那座封建时代的建筑物。然后每个人再使劲说些官冕堂皇的漂亮话……

“另外,在圣奥曼,还有一位省长,他在把著名的圣伯丹废墟毁了四分之三后,竟说是为了让工人有活儿干。这是多么荒唐!如果这些行政长官,既不通管理又头脑空虚,放着眼前该铺铁轨的路不铺,该挖掘的河道不挖,该修的街巷不修,该清淤泥的港口不清,该开垦的荒地不垦,该盖的学校不盖,却不知让手下工人干什么好的话,也起码不要把我们祖国的文物建筑像猎物一般扔给他们去拆除,不要让他们拿着石头去换面包。

“在巴黎,我们也到处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人破坏文物。破坏文物者在扮演着建筑设计师的角色。破坏文物者被赞赏和受到鼓舞及保护,被咨询和被资助。破坏文物者为政府承包工程。他偷偷告不得人地坐在政府的预算资金里,小声地吞食着,仿佛老鼠吃奶酪一般。

“在种种理由当中,也有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的理由:这些历史建筑留着有什么用呢,除了还得花钱维护!拆了算了,拿拆下的料至少还能换几个钱。然而即使从纯经济的角度看,这种推理也是错误的。……这些历史建筑本身就是资本,许多外国的有钱人都是慕名而来,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远超过了维护方面的开销。拆掉它们便是给国家断了一种财源。

“为了艺术,为了法国还是法国,为了记忆,为了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为了先人集体创作的作品,为了历史,为了制止摧毁永不可再生的,为了给未来留下一个民族最神圣的东西,为了过去,为了这一切来制定一条可称之为正确的、好的、健康的、有用的、必需的并且紧急的法律!”

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广为传播。许多人读后非常激动:“将‘法国’二字换掉,就是100多年后北京的写照,我们究竟是前进了,还是落后了?”

“应该证明给世界,它是个法制的城市,是个能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城市”

但华新民慢慢发现,中国并不缺少相关法律,而是缺少实施法律的公正环境,缺少对破坏者的监督,缺少维护居民最基本权利的意识———许多拆迁的实质,就是对原居民私有财产的无偿侵占。

华新民在父辈们保存的文件中了解到:早在1949年8月,《人民日报》就刊载文章,明确说明政府保护私房产。建国初,北京共有私房92万间,除了1951年没收的8.2万间敌逆房产,其余都给房产主颁发了新的房地产所有权证,以取代解放前的房地契。

1958年“大跃进”时代,20万间被出租的房屋被划为经租产,即由政府代表房东经营出租,租金分成,但所有者仍为原房主。文革爆发时,北京纯粹的私房量变成51万间,房主也一直都在交纳房税与地税。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国家在实行土地国有政策的同时,也落实了私房政策,将私房退还房主,同时,将原有私房主对所占土地的权限变更为无限期的使用权。也就是说,土地是国家的,但国家授予了房主对这块土地如何使用的支配权,这种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和买卖,从而变成了一种“财产”。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想要动用这块土地,需要与使用权所有人———即房主———进行协商,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在房主不同意转让土地使用权时,任何人无权占用,更不要说土地上的房子了。

当然,政府也有权力对土地进行划拨。但这种权力限于道路、公益事业或军事用途。即使这样,也要对土地和房屋进行公正评估,付给房主合理的补偿金———毕竟,房主在取得这块土地时,付出了代价。

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在房主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屋的土地已经归“别人”使用、已被“规划”了;其用途绝不是什么公共利益,而是开发商要在这块土地上盖大楼去赚更多的钱;这些人挥舞着棍棒,叫嚷着“这块地是我的”,提出无法接受的价格让人搬走,一旦原来的主人不同意,便立即“强制”。

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但它确实发生着。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北京大格巷5号张婉贞老太太家状告开发商的案例。1998年,这起第一次得到公开报道的拆迁户起诉开发商的官司引起多方关注。在开发商提供的拆迁方案中,张老太太一家被安置在北京丰台区角门的房屋内居住,没有产权,需要按月交纳房租。

张老太太所居住的院落,是她公公于解放前,花了9000多大洋买的,其中明确包括地价和房价,契约至今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在与开发商协商过程中,张家提出了置换产权,评估后进行货币补偿、或者同等区域异地安置等方案,均被开发商答为“绝对不可能”。

在拆迁前,他们一家可以住在自己的院落里,不必交房租,甚至还可以出租房屋获得收益;而按拆迁方案,他们不但丧失了祖宅,还要租房度日。原来那么明确的私人财产,就这么轻易地“蒸发”了。更不要提,大格巷是位于国子监地区的北京市中心,而丰台角门,是他们以前去都没去过的城乡交界地。

在一个没有播出的电视采访中,被强拆后的张老太太坐在局促的房间里,面色苍白,表情平静,然而说出话却硬得像石头:“我觉得这就是强盗行为,是明抢。”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张老太太诉诸法律的勇气,更多的人甚至不明了自己拥有哪些权利。在华新民的走访中,听到最多的只是抱怨:开发商要用地,我们和开发商之间是平等的。可现在,面积是他们量的,价钱是他们订的,搬迁日期也是他们说了算,这么不公平,可我们有什么办法?“其实我们有武器。”在一篇文章中,华新民沉重地写道:“他们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法律,就在书店的柜台上,白纸黑字,买回来就可以用。”这些相关的法律书籍,后来被她送到胡同居民的手里。

“就算不提这些,”华新民说,“老城区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工薪阶层,买新房是他们承受不了的巨额开销,许多人在拆迁过程中花光了几十年的积蓄,还欠银行十几万,以后老人养老、孩子上学、家里人有个病有个灾的,怎么办?———这难道不是强迫老百姓掏光口袋去买房,谁又有这个权力?”

“保护老北京,必须要从保护北京老城居民最基本的权利做起。”华新民越来越发现,这是同一回事:“北京应该证明给世界,它是个法制的城市,是个能够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城市。这样,它才配得上拥有这些古老的文明和文化。”

《中国青年报》-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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