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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菲 来源：中国青年报
我和她的结识缘自一个紧急的求助电话。
“快去快去。他们正在拆房，特别漂亮的四合院。一定要把这种行为记录下来，这是罪恶！”
她是个法国人，高高的鼻梁，深蓝的眼睛。
但她的全部生活都与北京的四合院联系在一起。她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用她的话说——“战斗”。
毫不夸张地说，她比老北京还更熟悉北京的胡同，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白天，她背着大包，徒步走在那里，有时，身边陪伴着摄影师或者城市保护志愿者，街坊看见了，嘴里唤着“大姐”、“大嫂”迎出来，搬小凳，沏好茶；夜里，她常常看着那些不复存在院落的照片，手指一点点抚过红彤彤的大门，漂亮的砖花儿，痛苦得无法入睡。
她讨厌别人叫她“老外”。“我是个地道的中国人啊！”对于初次见面的人，她常常这样解释。甚至她的名字都是极端中国化的：华新民———新中国的人民。
“那时候，我一定会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不能想”
48年前，她出生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后改名红星胡同）的一个院落里，名字是祖父起的。祖父和父亲有相似的经历，相似的理想，似乎也遗传给了新生的女孩儿。
祖父华南圭早年留学法国，学习土木工程，是法国公共工程学院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他娶了一位波兰女子为妻。学成回国后，他曾担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抗战期间，因拒绝为日本人工作，华南圭再次远走法国，直到抗战胜利。解放后，华南圭回来担任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总工程师，这个组织便是今天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前身。
父亲华揽洪14岁被送往巴黎学习建筑，学成后在那里工作，成家，立业。1951年，华揽洪抛弃了在法国经营起来的一切，携妻儿回国。在梁思成的推荐下，他担任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第二总建筑师。
华揽洪似乎对北京的建设更加投入。有一次，他在飞机上向下俯看时，发现北京城竟是郁郁葱葱的。“这么多树，在建设新中国时应该好好保护呀！”那时，他患了严重的眼疾，医生开了一年病假，他拿着老城大比例详图，一条一条胡同地走，挨门挨户进到院里数树，槐、榆、枣、海棠、柿子、香椿……
北京人种树的学问可大了。在四合院里，见不到松、柏，因为这通常是种在阴宅附近的，不吉利；果实好吃的桑椹，清新爽口的梨，也不会见到，是因为“桑”与“丧”、“梨”与“离”谐音的缘故。四合院里的树多是海棠、石榴、春桃、枣树等，春可赏花，夏能纳凉，秋尝鲜果，真可谓“春华秋实”。
春去冬来，北京东西城区胡同院里院外的树都被标在这张独特的北京“树”图上。他抄了一份留下，原图寄给北京市长，期望能对老城规划有所助益。
两代前辈也许都在想着，他们是在为新生的女孩儿设计新的城市，一个充满阳光、美和文化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像她的名字那样充满希望。
时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从北京到法国，到香港，华新民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北京。这时，她已是两个女孩儿的母亲，身份是一个法国公司驻华工作人员的妻子，一名作家。
华新民的生活，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但不是祖父两辈所期望并为之努力的那个世界。因为那些她曾生活玩耍过的地方都已不复存在，那个曾被期待的世界正点点滴滴地从地图上消失。她觉得这个城市变了，恨自己回来得晚了，但她依然要保卫它，像保卫自己遍体鳞伤的母亲。
回京不久，华新民就做了一件和父亲大体相同的事。1998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一位官员问华新民：你说应该保护胡同和四合院，我们怎么知道哪些该保护，哪些该拆掉呢？华新民听后，骑着自行车，顶着烈日，在东城、西城转了近一个月，把胡同的现状全部标在图纸上，注明哪些是保存完好的院落，哪些胡同已消失，哪些应该重点保护。但这份图纸送交上去后，没有回应。
“我不去想什么时候离开，不去想万一北京不再是北京，该怎么办？”8月一个夜晚，坐在她小小的办公室里，她这样讲，“那时候，我一定会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不能想。”
华新民自费租了这间办公室。屋子很小，墙上贴满了纸条，写着哪个院落什么时候被拆掉了，哪个胡同正被划入拆迁范围，桌上摊着一张张北京市分区胡同图。她用绿色标出健在的，红色标志已经推平的。远远看去，每一页都是扎眼的红色。
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不停地打电话，给胡同里的居民，给市规委，给记者，给那些爱北京的人；她还写文章，给市领导，给媒体，给那些被拆掉房屋院落的人。
她还记得，当年在史家胡同小学里，下着小雨，她在滑石板上学会了第一个汉字———“人”。现在，华新民的世界里只有两种人：保护老北京城的，是好人；破坏的，是坏人。
她执著地坚持着，无奈，疲惫，经常手足无措。她的生活不再是胡同式的悠闲、与世无争，而是争分夺秒、声嘶力竭地———抢救。
如果这些领导不知道自己拆的是什么，那我就一家一户推开门拍下来给他们看
放下华新民的电话，我赶到了那个被她称为“特别美丽”的院落：察院胡同23号。就在民族文化宫的南面，离西长安街不过100米。
我赶到时，已经无法看见它的美丽了。十几个工人在废墟里抬起一根根粗壮的梁木，堆在一起，准备卖给收木材的。惟一可以判断这里曾是一座院落的，是倒下的朱红大门和被埋在废墟里的狮子门墩。几个街坊在一旁观看，没有交谈，只有注视。
他们说，推土机一早就开来了，卡嚓嚓几下，房子推倒了，树撞歪了，大梁砸下来，一座精美的四合院灰飞烟灭。“这是危房吗？”我问围观的人。“再也难找这么好的院子啦！”老人们拉着长声嚷着。“一百多年都没怎么修，好好的，就拆了，造孽啊！”在后来目睹的几次拆房中，我都会听到类似的话。
“那为什么要拆？”几个人撇了撇嘴。
这个院落是华新民2002年夏天发现的。那时她听说这一带在拆迁，就风风火火地赶来。快走到胡同尽头，一堵墙后伸出了一角漂亮的房檐。习惯性地，华新民敲开了大门，门后出现了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满头白发，满面笑容。
华新民和老人坐在小凳上聊了很久。老人讲起这座院子的来由，讲起自己祖上在这里的生活，讲起哪座屋是哪位前辈修造的，住过什么人，讲起“文革”中自己在这个院子里遭受的一切痛苦。讲起怎样失去它，又怎样失而复得。他甚至张开嘴，给华新民看被打坏的牙齿。说着说着，老人哭了……
走出这个院落的时候，华新民已经决心一定要保护好它。不仅为了它长达一百多年的经历，也为了这位老人。她到区文物局去打听，才知道这个院子本是北京市划定的539个被保护的院落之一。
然而“拆”字还是很快地画在院墙上。不久，院子的另一位主人从加拿大归来。一位80多岁的老妇人，亲自跑到文物局，要求看一看政府划定的文件。她在被保护的名单上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家的院子，可是，要求复印一下名单好找拆迁者理论时，被没有任何理由地拒绝了。
华新民愤怒了：明明是被保护的院落都要拆除，其余的岂不是更没法保护了？！“如果这些领导不知道自己拆的是什么，那我就一家一户推开门，拍下来给他们看。”
她找到一位摄影师朋友，从黎明到天黑，挨家挨户地敲开门，拍下四合院里的一切。
“人们往往有错觉，以为四合院就是大杂院。”华新民解释这样做的理由，“但其实好的四合院都是关门闭户的，敞开门的都是已经被挤占破坏的。甚至就是这些已经破败的院子里，如果你仔细去看，它的主体建筑还是非常好的，稍加修缮，就能够恢复原貌。”
他们紧张地拍了半个多月，从太阳升起，到光线暗得无法照明。院子的主人在开门迎来这样的人时，无不热情接待，耐心地介绍，小心地扶持。厚厚的一沓照片后来被送往北京市政府，上面悲壮地注明：所有这些院落，都是即将被拆毁的。据说，某位主要市领导看过后惊叹：“怎么还有这么多漂亮的院子！”拆迁察院胡同的脚步因此暂缓，却没有最终停止。近一年后，这个院子还是瞬间就倒在了推土机的铁爪下。
“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愤恨，恨我们阻止他们拆掉平房盖大楼。”华新民说，“他们甚至不是一砖一瓦地拆，他们动用了机器，推倒，砸碎，还要再跺上几脚。可那样好的房子，连砖瓦都很值钱啊！”
在拆除察院胡同23号现场，华新民不停地给我打电话：“你再往西边看看，25号院还在不在？那也是被保护的。”
“不在了。是今天一起被拆掉的。”
“啊？”她惊喊，又焦急地问：“那对面的30号院，也是。还在吗？”
我看了一眼紧闭的大门，刚要说“在”，街坊们把门推开一条小缝，示意我往里看：里面已是一片狼藉，屋倒墙歪，砖头瓦片散了一地，几乎无处落脚。
华新民在电话里的声音近似哭：“他们怎么能这样？这些都是被保护的院子啊，谁为这些行为负责？谁允许这么做？”
2002年，北京市政府确定了539个保护院落，却迟迟没有公布名单，2003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261个，世人仍不知道是哪些。“不公布出来怎么保护？不公布出来被保护又有什么用？”
她形容这种做法是：左手挂保护牌，右手就绕到后面去拆。“多么虚伪！”
“胡同是古都的细胞，细胞一个个掐碎了，谈何古都？！”
华新民发现将院子拍摄下来展示给大家看，是比写文章更有效的方法。“了解四合院和胡同的人那么少！”她感叹，“不真正走进去，是看不到它们的美和价值的。”
这一天，我们相约去逛丰盛地区的胡同。这是北京西城区的中心地带，因为要建一条金融街，近十年来，几乎被拆光。几乎每条胡同都贴有拆迁通告，我们手里的胡同地图已无法准确地指示方向：有的北面被拆掉了，徒留南面；有的一头被新建好的高楼堵住，成了一条死胡同；很多院落的门牌号都被取走了，更多的人家在收拾家产，门口挤满了文物商贩。
俗话道：“东城富，西城贵”。这里存留下来的好院落依然十分可观。虽是仲夏，胡同两旁的大树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遮阳伞，丝毫不觉酷热难耐。
敲开每一扇门，她便迫不急待地开始和主人家交流。她问：要拆迁了，你们有什么困难吗？这个院子是公房还是私房？住过几代？修缮过吗？要是修好，估计要用多少钱？自己的经济情况能负担吗？人搬走了，树怎么办？附近还有哪些保留完好的院子……
和她交谈的人总会越聚越多，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各自听到的历史，描述着以前哪个地方曾摆过大鱼缸，哪个地方曾有个垂花门，影壁上写过什么吉利话。
华新民坚信，并不是非要和名人有关才有意义。真正让人感动的是那一条条胡同和一扇扇朱门后面，口口相传、代代相传的故事。
民康胡同不像其他胡同那样是左右对门的，而是有一些敞开的石门，走进去，里面一左一右地坐落着极小的院子，极像现在的筒子楼，门口一样雕着漂亮的砖花。这里是以前的巡捕住的地方，胡同的别号就是“巡捕房”，静静地走在里面，似乎可听见他们破烂的皮鞋踏在地上的声音，看见他们为生存奔波的倦影。
劈柴胡同，为什么叫劈柴？相传，这条胡同西头有家大院，是两位被奸臣所害的大官，将财产藏于此，派人看管，等后人长大后再将财产平分，并因此取名劈柴（劈财）胡同。
土儿胡同在清代有批发烟土的营生，或许因此而得名。解放后，胡同口开了家广德堂膏药店并出了名，以至胡同还有个别名，叫做“膏药铺”。广德堂善治妇女病，一度驰名全国，到处来订单。结果广德堂专门给自己在旁边设立了一个邮局，向四处邮寄膏药。
甚至胡同里的语言都格外幽默。老北京的格局，南北为街，东西为胡同。因此老北京人的方位感极强。以前，拉车的到了胡同口，都会大喊一声：东去！西去！以防撞到人。老两口躺在炕上，觉得挤了，老太太会跟老头说：你往南边去点儿。
当然，更多的是居住在这里的百姓故事。
在新鲜胡同一个已被拆掉一半的院落里，主人在残砖乱瓦里给华新民看自家的相册。精美的雕花窗格前，从几十年前的小姑娘，到刚刚满月的孩子，一张张泛黄的相片翻过，好像移动的电影胶片，时光荏苒，物是人非，服饰表情不断变换，只有这座老院子依然故我。
但是这些，都已经或正在消失。
在华新民眼里，每一座院落都有自己的个性，每一条胡同都绝不雷同。她会因为突然看见了一个不同于别家的瓦片而惊喜不已，抑制不住地和我讨论这个院子的修建时间，不停地说：太美了，快拍下来。
有人曾比喻：一条胡同，就如一卷精致的书画。把旧城的地卖了去盖商品房，就如同把名画当废纸卖了一样不可思议。“建筑是文化的载体，一砖一瓦都是历史、民俗、故事，甚至胡同的名字，老百姓的食物，都是宝啊！”
华新民鄙夷那些以危改为名新修起来的四合院，称其为“兵营”。“如果谁都可以把历史砸碎了重修，为什么美国不自己修个长城，还巴巴地跑到中国来看？”
有了胡同，北京城的每一寸都是活的；拆了四合院，胡同消失了，北京将是一座正在死亡的城市。成语道：“触景生情”。景都没有了，情归何处？
“他们说留了，留了故宫、皇家园林和三百六十条胡同。三千二百条胡同里的三百六十条。三百六十条不够一个脚印。胡同是古都的细胞，细胞一个个掐碎了，谈何古都？！没有胡同的故宫是荒唐的，就像没有故宫的胡同一样荒唐。还有三千多条胡同里的故事呢，还有根生在胡同里的多少万北京人呢，还有数不清的枣树、槐树、柳树、丁香树呢，还有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四合院建筑艺术呢！就这么干干净净搓进太空了吗？”
“我不可能合眼，而且感到从此永远都不会再睡得着觉”
在华新民的抢救经历中，有一个不能不提的“闻名世界”的院落。保护派认为：如果这个院落保不住，以后就都保不住了；拆除派则说：如果此处拆不掉，那以后都别想拆了！
这就是美术馆后街22号。
1998年2月的一个傍晚，81岁的赵老先生和老伴散步回家时惊呆了：大门两旁一边一个大白圈，里面写着大大的“拆”字。老伴的血压当即升到185,“这是要拆咱家吗？”
赵景心从来没想到不远处修建的平安大街跟他有什么关系。报上说最宽拆迁范围是70米，而赵家小院离平安大街至少有100米。邻居们出来告诉他们，这里要“危改”。可这是座好端端的院子啊！也要危改？两位老人不知所措。
没几天，赵老看到《北京晚报》上一篇呼吁保护四合院的文章，作者舒乙。他打查号台，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要求和舒乙说几句。话很简单：我这儿有个挺好的四合院，您有空过来看看。舒乙来了。两人都吃了一惊。赵景心方知：原来舒乙是老舍的儿子。舒乙激动不已：竟然发现了这么一处隐于闹市的好院落：红漆，灰砖，规规矩矩，原味原汁。尤为难得的是，在正房的房檐下有一对十分罕见的砖雕，皆阴文，黑底白线，砖上作画，东边一块是牡丹花，西边是一丛盛开着的菊花，花上一展翅彩蝶，一只小猫弓身仰首，正欲扑蝶。
两块砖雕，线条简练，画面传神，像两只扑闪闪的大眼睛。这便是明末清初建筑最典型的特征———象眼。
屋里是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东西两侧风格不同，但同样美丽。房中陈设中西合璧，古今相映，条幅书案，典雅高古。
更让舒乙激动的是，原来这座院落的主人也是“名门之后”。他在《小院的悲哀》一文中写道：“有旧式装束老人照片高悬于壁，当是赵老者的先人，我冒昧打听，答曰：乃赵紫宸先生。”
“不得了，我知道，我来到了现代名人之家。”
赵紫宸先生是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六大主席之一，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杰出的爱国者。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寇投入监狱，在狱中坚贞不屈，写就爱国诗篇，广为流传。他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赵紫宸先生于1950年买了这处院落，一直住到1979年91岁高龄逝世。
赵紫宸之女赵萝蕤教授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的惠特曼研究学者。她的丈夫则是我国杰出的古文字学家，新月派大将、诗人陈梦家先生。
小院儿现今的主人赵景心老先生，早年留美，建国初期遵父旨毅然回国，是两航起义的功臣，后任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赵家小院从此进入了专家视线。不少建筑专家和爱好者慕名来参观，测量，正式得出这是一个明末清初修建的四合院的结论，认为这是集“人文、文化和历史价值于一身”的不可多得的四合院。舒乙安慰赵老道：您放心，这么好的院落，一定不会被拆掉。
专家开始了保护这处院落的呼吁行动，赵老也动用起自己的老关系，给国家和北京市领导写信。但“不拆”二字始终没有等到。两位老人白天紧张地在家守护，听着推土机轰鸣地面颤动；夜晚靠安眠药入睡，稍有声音就惊醒，起身，东听听、西看看。不久，小院周围被拆空了，这座孤零零的院子只靠小保姆的丈夫每夜抱着一根水管子保护着。
1999年10月。一天，开发商的推土机突然将两面院墙推倒了。赵老心急如焚，质问在一边看热闹的派出所民警，对方回答：他只管维持秩序，不管推墙。赵老对开发公司厉喝：你要把我的墙砌起来！对方气急败坏地说：“给你砌墙？我还要拆你的房呢！”
赵老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不搬！“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把这个明代的院子交给开发商盖商业楼。”
担心家里的文物也突遭灭顶之灾，赵景心悄悄把十几箱古籍捐给了现代文学馆和燕京大学研究院，26件明代家具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北京就容不下这些东西，真是奇耻大辱！”舒乙评论说。
1999年11月，专家们开始了第二轮呼吁：我们再一次慎重指出，这个四合院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拆掉它，北京将大损形象，并在文化上承受难以估量的损失。多家媒体也开始呼吁拯救这处院落。但这些都没能阻挡“拆迁告示”正式贴出。
12月30日，赵老接到了裁决书，东城区文物局以“美术馆后街22号院从没有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为由，同意拆除22号院。“被申请人赵景心自接到裁决书5日内迁至朝阳区洼里乡大羊坊村西周转房三排十一号……将原住房腾空，交申请人拆除。”
裁决书里提到的周转房，是北京郊区几间简陋的平房，既无煤气又无暖气，屋里积着冰水，屋外垃圾遍地，走到最近的公共汽车站要40分钟。
“换了你是我，你会是什么感受？”赵老逼近我的脸，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让两个80多岁的人，5天内搬空三代人的东西，抛弃自家房产，住到离城几十公里外的地方，你会是什么感受？还能活不能活？”
20世纪最后一天，老夫妇想到了死。
但他们没有放弃，并毅然走上了上诉的道路，对象是“没有履行法定职责进行文物鉴定和评价”的北京市东城区文物文化局和强制进行拆迁的东城区房管局。有人劝赵老，给自己留条后路。他答：“我已经没有后路了，我已经走上了绝路。”
像拆迁者曾傲慢地宣称的那样：没有一个拆迁户的官司赢过！这个历经近一年、牵动海内外的官司也失败了。法院认为，东城区文物局履行了法定职责，东城区房管局强拆有理。
“什么履行？他们的专家从来没来过我们家，怎么鉴定的？”赵老梗着脖子，“居然还有人说，我家有抽水马桶，这肯定不是明末清初的。难道我们还要把玻璃窗子都换成纸的，才能证明它是明末清初的吗？”
华新民说，他们的专家是谁，我们不知道。而我们的专家，都是有名有姓的———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侯仁之；清华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吴良镛；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孝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梁从诫；再加上最初进入小院的舒乙先生。这些专家作的结论不够吗？
她还清楚地记得与东城文物局的某位领导在法院外的对话。
问：“怎么顶级的文物专家说这座四合院是明末清初的建筑，你们就硬说不是呢？”
答：“专家也有看走了眼的时候。”
问：“世界上不管哪一个文物局都在拼命保护文物，怎么你们这个文物局却见着文物就喊砸呢？！”那人躲闪着华新民的眼睛，不回答。
再问：“那张《乾隆京城全图》上明明标着赵家的院子，你们为什么说没有呢？”这位官员急促地走开了。
舒乙在《小院的悲哀》一文中最后说：小院的价值，或许还在小院之外。因为，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典型：一个判断是非的典型。一个解决“拆”与“保”争论的典型。一个代表千万座北京四合院命运的典型。一个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历史的典型。
这个“典型”在2000年12月26日倒在推土机的铁爪下，在100多名警察和20多位外国记者眼前。强拆过程不得拍照摄像，附近楼房的二层以上不许进人。
具有戏剧性的情节是，二老搬进在美国的侄子出钱购置的公寓楼不到一年半之后，又再次面临拆迁的命运，这次的理由是“CBD建设规划”。
2003年8月，我在海淀区一个叫上庄镇的地方见到了两位老人，这里在颐和园西北20多公里处。他们最初那么执拗地坚持，还是不得不到如此偏远的地方来生活。
“我只剩下灰心了。”赵老闭上眼睛，仰头叹息，几丝白发无力地掉了下来。“把真的古建筑拆掉，满大街建些假的。还让我说什么呢？”
强拆时，华新民正在法国，深夜，她写了这样几段话：
“这里是巴黎的清晨5点，我知道北京那里正在强拆美术馆后街22号院，我不可能合眼，一夜都在为它寻求着侥幸逃生的可能。但我最后知道不行了……我不可能合眼，而且感到从此永远都不会再睡得着觉。这大概是北京仅存的一座明末清初的民居四合院了，为什么要下手拆掉呢？！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美好，这是已所剩不多的古都。”
“还房子给主人，永远不再提及拆迁二字，四合院便会自我净化”
华新民逛院子，特别要看看厨房和卫生间，还要拍下来。她要让那些攻击四合院的人看到：四合院不是又脏又乱，而是安静又舒适的。
人们为什么不去想四合院变成大杂院的根源？她不停地问我：如果四合院依然像以前是一家一户的，怎么会有私搭乱建？如果人住多了，有关部门重新安置，又有谁会愿意一家几代挤在小窝棚里？
老人们回忆，解放前，胡同里是没有公共厕所的。院门一关，四合而居，家家有一口上水井，一口渗水井，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有的老宅院的澡盆和厕所已用了近百年。“文革”中大批人口迁入这些老院子，房子不够住，于是厕所和厨房都变成了居室。
吴祖光的夫人新凤霞回忆那段日子时写道：
忽然，抢占房子开始了。进来一男一女，男的三四十上下，女的三十多岁。男的是萃华饭庄党支部书记，姓姜。他说：“我是共产党员要进来住，你家房多人少。”说着，他手拿封条把西屋一排门封了，我们家谁也不敢回答。我们屋里还有很多木器，姓姜的夫妻两口带着几个儿子全部占用了。当时祖光被抓到牛棚不许回家。不久，又来了几个三十上下工人模样的，
一进来就对我婆婆说：“我姓刘，共产党员，西屋姓姜的住了，我来要你的南屋，我是老少三代……”这家搬进来，把屋里的家具及器具也全部占用了。
……房管部门把全院大改造，大房改小房子，北屋、东屋、过房都搬进了人，而且都是私分。我都看过了，太伤心了！北房的大落地玻璃窗拆走了，院里的树全砍掉了。从进门就起了小房子，成了破破烂烂的大杂院。
问题是，那些因时代而形成的错误，就应该永远成为笼罩在传统文化身上的阴影吗？
东四某条胡同的一处院落，主人是位70多岁的老工程师。他介绍说，此院在乾隆年间就已在地图上存在，曾是位九门提督的宅第。老人的父亲60多年前购得此院，30多间房屋在“文革”期间被瓜分一空。
落实政策后，老人打了近10年的官司，把房子一间间要回来；又花了10年的时间，一间间整修。直到2001年，最后一户不肯搬走的，才住到了老人在别处为他们置办的房屋。多余的被拆掉了，墙壁重新粉刷，破落的门窗换上了新的，卫生间重新出现了，一家人又和和美美地住在一起。当老人将重修前的照片拿出来时，我们都惊呆了———谁都无法将照片上的景象与眼前这个院子联系起来：前者七扭八歪，破烂不堪；后者清爽幽静，生机盎然。而所有的费用加起来，“只有七八万块钱。”
讲起过去的日子，老人的面容阴暗，语调低沉。他不愿意在报道中提及他的名字和住址。这座院落并不在保护名单上，他希望这个地方永远不被人注意，而仅仅是他的家。
华新民认为：还房子给主人，永远不再提及拆迁二字，四合院便会自我净化。“谁愿意自己家乱七八糟的呢？”
一位中年妇女对我们嚷：什么“危改”，这叫拆迁，就是拆了让你迁。10年了！说拆迁这10年没一天我睡得踏实。
她不是私房主，但她爱所住的院子，她存了一笔钱，一直想要把那里打扮一下，却迟迟无法下决心。
另一户人家说：只要政府不拆迁，你们说按什么标准修，我们就按什么标准修，我们有这个能力。可现在是不搬不行啊！
华新民不明白，怎么一句“没有卫生间”、“不能通汽车”就可以把存在了上百年的院子都铲得片瓦不留。
现代化？她嘲笑这个词。现代化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方便舒适，而不是强迫拆掉别人的家，让他们住进偏远的楼房，再送他们一个现代化的工具———火车。“轻轨不就是小火车么。”
大多数拆迁户无法回到原址新建的楼房里———没有钱，或者根本就不允许。他们多搬到了丰台、通州或洼里这样的城乡结合地带。
华新民说，她认识很多搬进了新房子的老人，有的再也没有进过城，有的甚至都没有下过楼，有一位因为去找曾经的老街坊迷了路，急得犯了脑溢血，就死在大街上；那些还在工作的人，每天都要花三四个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没有任何娱乐时间，月月年年，弄得身心疲惫——“这就是现代化？”
“有人提到胡同里救火不方便，完全可以制造一种小型的救火车。这种车在欧洲遍及各个老城市，专为中世纪的窄小街道设计，难道不比动迁数十万居民更经济？
“还有人说胡同不适于交通。那是人住的地方，不是为了通汽车才建起来的。欧洲到现在还有几百座老城市的街道都没办法通汽车，不是一样保留下来了吗？“就说巴黎吧，近些年来有人提出那些老房子上下楼不方便，于是政府就专门设计了一种小型电梯，虽说一次只能容纳两三个人，但它既提供了方便，又保护了建筑。”“因为一个人得了点小病就把他杀了吗？只要想保留，总会有办法。”华新民有些疲倦的眼睛里，带着些许不屑。“问题是，我们看不到这种努力。”
“只怕我们脚步太慢，力量太小，就是已经剩下的这些恐怕也保护不了多少”
为了保护古都文明和文化，华新民成为她口中那些“坏人”最执著的对立者和斗士。虽然她有一头及肩的蓬松长发，总是长裙及地，只是个略微发福、没有任何权力的中年妇女。
一日，一个住在桂公府的百姓给她打电话说：与桂公府连成一体的跨院写上了一个“拆”字。
桂公府是慈禧弟弟的府第，慈禧就是从这里出嫁的。桂公府的主院早已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而一墙之隔的跨院，由于种种原因，已变成了大杂院。是华新民发现了这个跨院，并请文物专家进行考证，作出了“理应列为文物”的结论。可文物局批文尚未下达，却已经要拆了！
华新民急急赶到现场，看到确实画了个大大的“拆”。她寄希望于快点办理保护手续，能够保住这个院子。
不久，又有人打电话告诉她，有一家要搬走了，一旦搬空，房子可能就保不住了！
放下电话华新民就赶到文物局，要求立即给拆迁办去函禁止拆房。
第二天，公函还是没有下达。华新民不放心，一早跑去，要了一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盯着那间被腾空的房子。
果然，哗啦啦闯进一批拆房的民工。
“这是文物，你们不能拆！”华新民强作镇静地说。根本就没人理她。
工头儿手一挥：上去，快拆！工人们戴上手套，捋胳膊挽袖子抡起大锤。
“不能拆，绝对不能拆！”华新民张开胳膊，站在房前，声嘶力竭地喊出来。那一刻，她自己都没想到会发出如此大的声音。
民工们面对这样一个说中国话的外国人，有些不知所措，相互看了看，退了出去。
华新民没有离开，她独自祈祷工人不要回来了。太阳一点点升高，街坊们给她送来了午饭。
这时，拆房的人回来了，还多了几人。民工们看都不看她一眼，“哗”地跳上房，挥镐舞锤一通猛砸。
华新民控制不住感情了，她觉得自己的家在被践踏。她大喊：不是不让拆了吗？怎么又来了，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
情急中，她拨了一位区政府领导的电话。领导说：那里肯定有工头？你让工头接电话。华新民急忙把手机递给工头，对方不理她。华新民无助地举着手机大喊：还有谁负责？还有谁负责？
没有人在乎她，似乎她并不存在。华新民几乎吼叫起来：你们真的不能再拆了！这是犯罪呀！
区政府领导安慰她说：我已安排区建委去人了，就在路上。
果然，不一会，区建委的领导到了。他一声吆喝，民工们都住了手，从房顶上跳下来。可是，一幢完整的房子几近成了废墟。华新民几乎气晕了，她跟着建委领导到拆迁办，苦口婆心地讲了一大堆这个院落的价值，抗议这种拆房行为。
但她感到自己不能离开。果然，一个多小时后，民工们又回来了。与先前一样，谁也不理她，工头在一旁使劲喊：快拆快拆。
“就不信没人能管得了你们！”华新民咬牙切齿地拨打了110。
警察一出现，民工的手立时僵住了。华新民把来龙去脉与警察一讲，警察便厉声问道：是不是区建委领导叫不让拆了？没人说话。既然领导不让拆，为什么还坚持拆？一声不吭。
华新民绝望地抓住准备离开的警察：你能肯定他们不会再拆了吗？
就在这时，市文物局《关于保护桂公府跨院的文件》终于下达到了有关部门。民工奉命离开，不再回来了。拆下来的砖瓦，经专家鉴定后，被运往故宫博物院，作为今后的修缮用料。
这整整一天，华新民仿佛经历了一场生死劫。一位朋友告诉我，那天她屡次接到华新民的电话，另一端是无助的哭声：怎么办呀！就我一个人，就我一个人。谁来制止他们！
一位住在附近的居民实在心疼她，跑到这里来陪她，生怕她会就此倒下去。她说，在保护北京古城的人中，华新民是个旗帜，她不能倒；有朝一日北京胡同拆迁停止了，北京人应该给她树一座碑。“真是，她真是太不容易了。”
华新民倒不在意这种评价，她总是感到遗憾和无奈，“只怕我们脚步太慢，力量太小，就是已经剩下的这些，恐怕也保护不了多少……”
就在今年9月5日，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义江在北京宣布，经过文献考证和考古发掘，正式确认北京“蒜市口十七间半”为曹雪芹在北京的故居遗址，这是国内惟一有档案可查、有地图可证、有遗迹可寻的曹氏故居遗址。它现在的名称是广渠门内大街207号院。
可惜的是，这条消息迟到了两年。这座院落在兴建广安大街时被拆毁，只作出了将来在道路北侧按遗址和地图重建的妥协。
“我听到的‘重建’、‘迁建’的说法太多了。”华新民说，“可是他们把房子都砸碎了，拿什么建？建出来不也是假的吗？”
有人统计过，方圆62平方公里的明清古城里，除了已经存在的1000多处文物保护单位，还有6000多处没有被列入文保的文物。这块仅占北京城区面积5.9％的土地，不仅有800多年老城兴衰的见证、几千年中国文化的遗迹，也必然是未来旅游经济中新的热点。
然而现在，似乎我们已经丧失了发现它们的机会。据《中国文物报》报道，旧城改造的部分已占原来北京面积的1／3,而剩下的2／3中有一半是故宫、北海、中南海等重要建筑和水面，没有改造的只剩下不过9平方公里。
在华新民和民间组织的不完全统计中，仅2002年以来，就有50余处被确定为保护文物的院子，被“合法”地拆掉了，更多的已在“待拆”的名单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拆掉的定名为“文物”的院落，有70多处。
每一天都有一点历史被抹去。北京的大规模拆迁吸引了国外媒体的注意，外电称这种义无反顾的壮举为“文化自杀”。法国《世界报》曾刊登过一个醒目标题：让上千个曼哈顿在北京开花吧！英国《卫报》评论说：这是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它挥舞的不是红宝书，而是拆迁令。
“毕竟，胡同里住着人呀！这样的拆迁，太伤老百姓的心了！”
2003年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华新民第一次将拍摄下来的四合院照片组成了一个展览——《留住四合院，北京之魂》。
展览前夕，正是农历春节，原本承接展览工作的人员都返乡过年去了，迫于展期日益临近，照片和说明的粘贴，都是由老四合院的居民义务完成的。
“我的手指头磨得生疼。”张春婴说。她是这些义工中的一个。那时，她住在北京南池子普渡西巷1号。她说，大家看中的，还是那句震撼人心的话：“所有这里展出的院落，都是即将被拆除的”。
然而这个展览并没能拯救她的家。2003年2月24日，在家里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下，她的家被强拆了。这是北京南池子修缮和改建工程中被强拆的14户之一。
半年之后，我在北京市政府信访处外见到她时，她和丈夫每日住在原单位的办公室里，两口子睡在地上，儿子睡在办公桌上，白天上班时间，只好在马路边、商场里四处飘泊。
她依然衣着整齐干净，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她的丈夫谢玉春，穿着一身乳白色的唐装，“我就是喜欢传统的东西。”他说。
这项启动于去年5月的工程，虽然从一开始就受到各方专家的置疑，但最初并没有在谢玉春家产生影响。这处院落，是谢玉春的爷爷在1942年买下的，谢玉春和他的四个兄弟姐妹也先后在这里成家，至今已生活了四代人。1987年，全家对院落进行了翻修，临街的门面房还开了家小饭店，作为全家收入的重要补充。
有这样的生活背景，谢家当然愿意保留自己的院落。因此，根据此项工程的《宣传提纲》，谢家选择了不参加改建，自费按标准修缮房屋，自费接通市政管线，依然居住于此。但是，当他们与修缮指挥中心提出自己的想法时，得到的答复是：没什么原因，你们必须搬，就是不能住在这儿。
作为民革党员的谢玉春夫妇，向北京市政协提案组反映了这一不按规定办事的情况，指出，他们所看到的“修缮”，是原居民全部迁出不得回迁，拆平率达到98％。他们没想到，自此便开始了不断的“跟踪迫害”。
2002年7月，有人深夜将他家的饭店窗户砸坏，迫使饭店停业。
9月初，家里的院墙又在深夜被拆掉。
随后，当谢老先生在家门口乘凉时，一位拆迁员走到他身边，虎着脸厉声对老人说：看你们不搬，不搬就送你们去派出所！84岁的老人吓得当即犯了脑血栓，尿了裤子，被送进医院，至今大小便失禁。
2003年1月8日，修缮指挥中心的一位工程师来到谢家，四处查看后说：这院保留了，自行修缮。全家欢欣鼓舞，以为可以保住祖宅了。没想到一个月后，区国土资源局和人民政府又先后向谢家下达了《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和《强制拆迁决定书》，给他家安排的中转房，是一处需要爬过渣土堆、墙壁裂了大缝的破院子。
谢家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根据报纸上公布的政府决定，我家是31个保留的院落，现在光天化日下就给拆了。政府决定到底算不算数？“我们就是不想卖，凭什么要强迫我们？
《宪法》明文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到底算不算数？
“裁决人员从来没跟我们见过面，没到现场调查过，凭什么作的裁决？还把我们从自家的好房子调到危房去住？
张春婴说着，几次红了眼圈儿说不出话；谢玉春坐在一边闷声扇扇子。
夫妇俩因为家里有私房，两口子谁也没要早年单位分配的房子，本想着退休后安安稳稳享受天伦，却无法料到这场“横祸”。
坚持不懈地反映问题，只换来了让他们痛心的几个字：“别跟我们讲法律！”甚至在强拆后，他们也没能过上安生日子。匿名电话不断地打到手机上，还要求他们搬出现在正在居住的办公室。“还让我们上哪儿？我们已经睡在地上了，难道让我们住大街？”
这一切，更加强化了他们保护自己财产的信念。“我们绝不妥协。绝不在强迁书上签字。绝不要一分钱———如果被强奸了，又要了强奸犯的钱，不就成了卖淫的？那是共同犯罪！”张春婴写好了一封给市长的信，从今年5月份开始，每天打4次市长录音电话念这封信；从6月份开始，每天给市长电子信箱发4次；从8月份开始，每天在市政府信访办登记两次，要求解决问题，恢复自家财产。
作为本本份份的普通公民，他们认为自己也没有“权力”提任何过份要求。“能不能试试，”张春婴几乎恳求道：“试试，在老百姓的事情上，按法律办一回？把属于我们的还给我们，我们就知足了。”
一切，都没有回音。谢家的遭遇，只是近10年成千上万拆迁户中的个案。华新民轻轻咬着干裂的嘴唇说：“让我讲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在原址建起的给回迁户的住房，通常也是条件最次、质量最差的房子，以至于老百姓编了句顺口溜：危改危改，越改越危！
“听起来觉得不可思议吧？”她看出了我的惊讶，“如果是因为公益建设还有情可原，可这都是要拆了人家的房让开发商去赚钱啊！”
有人将拆迁四合院和胡同称为“拆掉北京的第二个城墙”，华新民不同意这种说法：“毕竟，胡同里住着人呀！这样的拆迁，太伤老百姓的心了。”
“现在已经不能谈具体保护哪一个院子，而是要全部留下”
华新民曾倡议迅速推出一部《胡同法》，像所有国外古城保护的法律一样，将所剩不多的老北京原汁原味地保护下来。这部法律不只应该限制一切在旧城内的拆迁改造行动，而且也要对原有房屋的修缮进行限制，所有修缮工作需由特殊的专家委员会批准、设计，方可进行。
“现在已经不能谈具体保护哪一个院子，而是要全部留下。我们常说古城风貌，如果不从整体保护，风貌从何而来呢？”华新民有些焦急：“是高楼大厦中孤零零的一两个四合院？还是博物馆里一两张照片或者模型？”
1832年，雨果刚刚完成《巴黎圣母院》，面对路易．菲利浦时代对古建筑的大肆破坏，愤怒地写下了一篇《向拆房者宣战》，呼吁议会通过一项保护古城和文物的法律———而且也奏效了。两年前，华新民将其翻译成中文。其中几段是这样的：“再听听他们讲什么：为了多放几堆白菜，得铲除那座封建时代的建筑物。然后每个人再使劲说些官冕堂皇的漂亮话……
“另外，在圣奥曼，还有一位省长，他在把著名的圣伯丹废墟毁了四分之三后，竟说是为了让工人有活儿干。这是多么荒唐！如果这些行政长官，既不通管理又头脑空虚，放着眼前该铺铁轨的路不铺，该挖掘的河道不挖，该修的街巷不修，该清淤泥的港口不清，该开垦的荒地不垦，该盖的学校不盖，却不知让手下工人干什么好的话，也起码不要把我们祖国的文物建筑像猎物一般扔给他们去拆除，不要让他们拿着石头去换面包。
“在巴黎，我们也到处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人破坏文物。破坏文物者在扮演着建筑设计师的角色。破坏文物者被赞赏和受到鼓舞及保护，被咨询和被资助。破坏文物者为政府承包工程。他偷偷告不得人地坐在政府的预算资金里，小声地吞食着，仿佛老鼠吃奶酪一般。
“在种种理由当中，也有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的理由：这些历史建筑留着有什么用呢，除了还得花钱维护！拆了算了，拿拆下的料至少还能换几个钱。然而即使从纯经济的角度看，这种推理也是错误的。……这些历史建筑本身就是资本，许多外国的有钱人都是慕名而来，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远超过了维护方面的开销。拆掉它们便是给国家断了一种财源。
“为了艺术，为了法国还是法国，为了记忆，为了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为了先人集体创作的作品，为了历史，为了制止摧毁永不可再生的，为了给未来留下一个民族最神圣的东西，为了过去，为了这一切来制定一条可称之为正确的、好的、健康的、有用的、必需的并且紧急的法律！”
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广为传播。许多人读后非常激动：“将‘法国’二字换掉，就是100多年后北京的写照，我们究竟是前进了，还是落后了？”
“应该证明给世界，它是个法制的城市，是个能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城市”
但华新民慢慢发现，中国并不缺少相关法律，而是缺少实施法律的公正环境，缺少对破坏者的监督，缺少维护居民最基本权利的意识———许多拆迁的实质，就是对原居民私有财产的无偿侵占。
华新民在父辈们保存的文件中了解到：早在1949年8月，《人民日报》就刊载文章，明确说明政府保护私房产。建国初，北京共有私房92万间，除了1951年没收的8.2万间敌逆房产，其余都给房产主颁发了新的房地产所有权证，以取代解放前的房地契。
1958年“大跃进”时代，20万间被出租的房屋被划为经租产，即由政府代表房东经营出租，租金分成，但所有者仍为原房主。文革爆发时，北京纯粹的私房量变成51万间，房主也一直都在交纳房税与地税。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国家在实行土地国有政策的同时，也落实了私房政策，将私房退还房主，同时，将原有私房主对所占土地的权限变更为无限期的使用权。也就是说，土地是国家的，但国家授予了房主对这块土地如何使用的支配权，这种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和买卖，从而变成了一种“财产”。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想要动用这块土地，需要与使用权所有人———即房主———进行协商，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在房主不同意转让土地使用权时，任何人无权占用，更不要说土地上的房子了。
当然，政府也有权力对土地进行划拨。但这种权力限于道路、公益事业或军事用途。即使这样，也要对土地和房屋进行公正评估，付给房主合理的补偿金———毕竟，房主在取得这块土地时，付出了代价。
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在房主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屋的土地已经归“别人”使用、已被“规划”了；其用途绝不是什么公共利益，而是开发商要在这块土地上盖大楼去赚更多的钱；这些人挥舞着棍棒，叫嚷着“这块地是我的”，提出无法接受的价格让人搬走，一旦原来的主人不同意，便立即“强制”。
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但它确实发生着。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北京大格巷5号张婉贞老太太家状告开发商的案例。1998年，这起第一次得到公开报道的拆迁户起诉开发商的官司引起多方关注。在开发商提供的拆迁方案中，张老太太一家被安置在北京丰台区角门的房屋内居住，没有产权，需要按月交纳房租。
张老太太所居住的院落，是她公公于解放前，花了9000多大洋买的，其中明确包括地价和房价，契约至今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在与开发商协商过程中，张家提出了置换产权，评估后进行货币补偿、或者同等区域异地安置等方案，均被开发商答为“绝对不可能”。
在拆迁前，他们一家可以住在自己的院落里，不必交房租，甚至还可以出租房屋获得收益；而按拆迁方案，他们不但丧失了祖宅，还要租房度日。原来那么明确的私人财产，就这么轻易地“蒸发”了。更不要提，大格巷是位于国子监地区的北京市中心，而丰台角门，是他们以前去都没去过的城乡交界地。
在一个没有播出的电视采访中，被强拆后的张老太太坐在局促的房间里，面色苍白，表情平静，然而说出话却硬得像石头：“我觉得这就是强盗行为，是明抢。”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张老太太诉诸法律的勇气，更多的人甚至不明了自己拥有哪些权利。在华新民的走访中，听到最多的只是抱怨：开发商要用地，我们和开发商之间是平等的。可现在，面积是他们量的，价钱是他们订的，搬迁日期也是他们说了算，这么不公平，可我们有什么办法？“其实我们有武器。”在一篇文章中，华新民沉重地写道：“他们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法律，就在书店的柜台上，白纸黑字，买回来就可以用。”这些相关的法律书籍，后来被她送到胡同居民的手里。
“就算不提这些，”华新民说，“老城区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工薪阶层，买新房是他们承受不了的巨额开销，许多人在拆迁过程中花光了几十年的积蓄，还欠银行十几万，以后老人养老、孩子上学、家里人有个病有个灾的，怎么办？———这难道不是强迫老百姓掏光口袋去买房，谁又有这个权力？”
“保护老北京，必须要从保护北京老城居民最基本的权利做起。”华新民越来越发现，这是同一回事：“北京应该证明给世界，它是个法制的城市，是个能够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城市。这样，它才配得上拥有这些古老的文明和文化。”
《中国青年报》－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