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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圆桌:中国城市的生与死 – 私有土地产权研究
私有土地产权研究

1954年出生于北京,拥有中国、波兰、法国血统,是散文作家、土地专家、民间古城保护人士。著有《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一个蓝眼睛北京人的十年胡同保卫战》。从1997年夏天开始,因发现北京在大规模地拆除胡同,华新民开始向社会各界呼吁停止拆迁并对北京古城实行整体保护,并由此逐渐对土地制度和产权进行研究和传播。经常活跃于媒体和社交网络,发表土地制度与私人房地产权相关的言论和文章,从立法、行政、司法等层面积极呼吁各界对私人房产的尊重和保护。 被南方周末评为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城市圆桌:中国城市的生与死

华新民华新民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冯洁 发自北京

传统城市的公共空间有两个:街巷胡同和寺庙。虽然这些地方都在,只不过它已被改成其他用途。要治理这些,要用中医的疗法,不要用西医:动不动就切除安假肢。

◎王军:新华社高级记者,《城记》作者

◎华新民:民间古城保护人士

◎徐苹芳: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姚远:日本早稻田大学特别研究员

大拆大建的动力

南方周末: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出台后,已确定了古城老城区整体保护的原则,为何对古城的拆迁却一直没有停止过?

华新民:2005年1月通过的新修编的北京总体规划上明确规定,“旧城整体保护”、“停止大拆大建”,但实际拆得越来越厉害了。北京老城仍不断以种种名义被彻底毁灭——文物建筑方面,比如南横东街131号的明代华严庵,比如王府井的最后一座王府伦贝子府,整体街区方面比如地安门东大街两侧、宣武区的大吉片、旧古楼大街一带等。土地财政把政府变成了土地商人。所以要想保护旧城,保护中国所剩无几的历史城市和历史街区,必须从根源上解决——要追踪钱从哪里来,地从哪里来,并把这个根源切断。

城市越来越大,公共用地越来越少

南方周末:为什么城市越来越大,公共用地越来越少?可以用来交流的公共领域越来越少?

徐苹芳:胡同里的庙宇、道观,那些中国城市传统上用来交流的地方,差不多都没有了,现在有的只是超市、银行和公司。中国城市自古以来没有建广场的习惯,而是在庙里参加一些活动,比如庙会。而公司里有什么可交流的?讲的全是利益。

王军:就北京而言,传统城市的公共空间有两个:街巷胡同和寺庙。虽然这些地方都在,只不过它已被改成其他用途。公共空间就像人体的穴位一样,这个穴位好血液就会循环。我们应该把这些地方针灸好。政策在那里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拆了,这样,地段的价值就出来了,资本就进来了,再有一个修缮导则,慢慢地,它就会自己好起来,如果有非常好的社区参与,那么这个地方的商业活动会得到很好的控制。烟袋斜街也是很好的例子,政府宣布不拆了,还改善了这个地方的公共服务,把市政设施接了进去,一下子就活了。所以我认为要用中医的疗法,不要用西医:动不动就切除安假肢。

南方周末: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公共参与的问题?

姚远:中国城市规划的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以南京为例,去年南京总体规划修编时就发生了比较剧烈的冲突,而上一轮修编是20年前,那时是计划经济,大家都是福利分房,拆迁就地安置,现在都是住房私有化、拆迁货币化。所以,现在的城市规划更加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但规划者依然沿用苏联模式的一套逻辑,整个规划从总体规划,到详细规划,犹如在物权的白纸上进行,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参与。

产权的秘密

南方周末:财产权是城市获得生命力的关键吗?

王军:上世纪50年代后期北京出现了严重的危房问题。一个城市在和平发展时期,她的住宅大面积烂掉了,相当于城市生命体最要命的位置上,出现了问题——财产权的系统被破坏了。如果一个房子在住进去的一刻就知道要被拆掉,谁还敢去修房子。要把以前城市的细胞修好,就要把它的财产权体系修好。光修复还不够,还要让它呼吸,即不动产的交易市场要建立起来。

华新民:绝对是关键。其实在1949年新政权成立以后,城市老宅的宅基地依然是私人所有的,政府已经对相关产权做了大规模的登记,并在报纸做了登记公告,承认其合法性。而且从1954年起宪法就明文规定保护私有财产了,不是从最近的物权法才开始的。每一块宅基地的财产权性质是通过“宗地”两字透露出来的,它仍然写在今天给老宅主人发的土地证上,而如果没有主人的签字认可,宗地的边界是不可以被其他人擅自改变的。可是这些年以来很多地方政府的房地管理局一直在擅自做这种变动,私人的财产权没有得到保护。现在必须立即废掉在做过这种变动后与开发商签定的土地出让合同,否则历史城市的拆除是不可能停止的。而只有这一块块宗地的财产权真正受到保护时,历史城市才能重新获得生命力。这些宗地包括文革劫难后已经清退的私人宅院和还正在陆续清退的。今天买的商品楼也同样有宗地的概念,但大家都不懂。

老城的宿命

南方周末:旧城和新城的生命纽带是什么,如果旧城拆完毁完,新城就会好吗?

王军:我采访贝聿铭先生时,他讲过一件事。1978年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在景山上登高望远,感觉很震撼。他跟我说,那时候北京还很完整。我心想完整吗?城墙都没了。但想想看,城墙是没了,但是她的肌体还存在。然而从1990年代开始,首选定出一个十年完成北京危旧房改造计划,2000年又定出一个五年完成旧房改造计划。这两次改造,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而且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拆迁和改造,并不仅仅是停留在胡同地区,还将继续往五六十年代那些旧城区蔓延。城市新生

南方周末:老城是否已经死亡?如果现在停下来,是否已为时太晚?

姚远:我想中国城市是不可能死亡的。只要她的生命规律得到尊重。这需要物权保护和文化自觉,更需要一套真正的公共政策,从而改变我们城市的游戏规则。我的理解是,希望每一片老城倒下的同时,历史保护所孕育的公民社会的精神,也能增长一分,所谓死得其所,总得有一个精神上的出路吧。

南方周末:改变城市命运可能的动力是什么?

王军:拥堵、污染等等,大家都想解决这些事,但是药方在哪里?我觉得开药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我们走过的路进行一次梳理。

1954年出生于北京,拥有中国、波兰、法国血统,是散文作家、土地专家、民间古城保护人士。著有《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一个蓝眼睛北京人的十年胡同保卫战》。从1997年夏天开始,因发现北京在大规模地拆除胡同,华新民开始向社会各界呼吁停止拆迁并对北京古城实行整体保护,并由此逐渐对土地制度和产权进行研究和传播。经常活跃于媒体和社交网络,发表土地制度与私人房地产权相关的言论和文章,从立法、行政、司法等层面积极呼吁各界对私人房产的尊重和保护。 被南方周末评为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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