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来源：京报网 时间：2006-4-19
20年了，在北京辗转了几个城区，搬迁了几次，但是最让我怀念的还是曾经居住过的小平房。就是到了今天，我80多岁的老母还总是埋怨，一次次的搬家，能和她谈天说地的人越来越少了，住在楼房里一家一世界，我一上班，整天就没个说话的，少了许多人情世故，温馨热闹。
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跟随着父母，曾经在礼路胡同、翠花横街等地都住过。但我记忆最深的还是位于西城区的小珠帘胡同17号。那里有我童年的玩伴，有我童年时代所经历过的喜怒哀乐，还有那至今温暖我心灵的温馨。
小珠帘位于西城丰盛地区，它的南边是兵马司胡同，毗邻三道栅栏胡同、能仁胡同、山门胡同；往北是羊肉胡同、砖塔胡同，住在这里的大都是平民百姓，偶见一些小汽车在这里进进出出。北边倒是有一些高楼建筑，都是部委所建的家属楼，我们这些住在平房里的孩子羡慕得不得了，也经常到那些大院里玩耍，被门卫看见后大声训斥，各自仓皇逃跑。
1964年我的父亲因病去世，剩下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每月靠父亲单位发给的20元生活补助金度日，为了节省开支，经父亲的朋友介绍，我和母亲从翠花横街搬到了小珠帘，房东是一位慈祥的老奶奶，我叫她宋奶奶，她有一儿一女，看我们是孤儿寡母，不要我家的房租。直到“文革”期间，房产归公，我们才每月交9角钱的房租。同院的还有在粮店工作的李大叔一家五口，在人民医院工作的李大爷夫妻二人。
小珠帘胡同不大，是一条东西向的长条儿胡同，只有25个门牌号。我所在的17号院是一个拐进的死角儿，这里原来叫大吉祥胡同，17号院原来是大吉祥胡同1号。院子不是很大，地势比较低洼，一个月亮门把院子分成了里外院，李大叔一家住在外院，我们家和宋奶奶、李大爷住在里院。“文革”期间月亮门被拆掉了。院内一溜儿四间北房，只有一间东房，而我就在这间仅10平方米左右的小东屋里一住就是20年。
那个时候，上学都是按街道划片儿，胡同里的孩子们上学一般都是在兵马司小学，我是从原来的小学转到了这里。“文革”中，学校按部队建制，年级叫连，班级叫排，兵马司小学当时搞起了“五七连”，学工、学农又学兵，班级分成了横班和纵班，横班就是按现在的年级分班，上文化课，纵班类似现在的复试班，按居住地分班，主要是学工、学农和军训。在学校里，我们除了学习功课外，还挖过防空洞，打过砖坯，到农村拉练，帮助农民夏收。所以，一个胡同的孩子上学是同学，下学后就是邻家玩伴儿，那时候不像现在的孩子有这么多玩儿的东西，做完作业，伙伴儿们都集中在胡同里“抽汉奸”，跳皮筋，滚铁环，倒是别有一番滋味。
在这里，我经历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段人生，从少不更事逐渐变得成熟起来，可以说，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就是在胡同里逐渐形成的，它影响了我以后的生活。
刚搬过来的时候，正赶上“文革”开始，由于父亲曾经被划成“右派”，“文革”中这笔旧账又被翻出来了，其实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几年了，但有一些人，非要揪住不放，想从我母亲这里找出点父亲和老北京市委一些领导的关系，其实他们的目的不在我父亲，而是在这些领导，想挖出点东西邀功。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好几个傍晚，劳累了一天的母亲还没顾上休息，几个壮汉走进我们家，像审讯犯人一样地审问我母亲，父亲和北京市委某某、某某某都有什么联系，都干过什么。可怜我那什么都不知道的母亲，根本说不出来他们想知道的东西，只能以抽泣回应。而那时年幼的我，只能蜷缩在床角，在昏暗的灯光下，惊恐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这些人走后，我的母亲都要放声大哭一场，然后再开始周而复始地劳作。更为令人气愤的是，出身于贫农家庭的她，一天好日子没过，“文革”中却被当做“五类分子”家属被安排到学习班去学习。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虽然表现很优秀，但在入团的问题上也屡受磨难，在我的心灵里总感到比人矮一截。有一段时间，一遇到填写登记表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打颤，不敢抬头见人，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当时的生活是艰难的，由于经济上的拮据，体弱多病、手有残疾的母亲以绣花、做口罩、扎药箅子等活计贴补家用，每个月十几元的收入要精打细算，靠邻居们的帮衬才能勉强度过，我虽然还在上学，可已经像个小大人一样承担起生活的重任。清早起来，帮母亲收拾房间、生炉子，下学以后帮助母亲做饭，后来居然练就了蒸馒头的好手艺，往发面里放碱水，只放一次，保证正好，蒸得馒头又白又好吃，得到大人们的称赞，有时他们蒸馒头，还要让我看看碱放得合适不合适。有时母亲病了，我还要摸着黑儿起床，到白塔寺、西四、宣武门的药店排队给母亲抓药。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年轻人这样富有理想和幻想，就是一门子心思想好好学习，找个工作，帮衬一下家里。逆境中的生活持续了很久，直到1979年我从工厂考上了大学，父亲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以后才有所改善。现在回想起那时候的日子，还感慨不已。那种日子确实锻炼人，可是我真不想再过那种日子了。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院里邻居们像亲人一样的帮助，我家的生活状况真不知会是一种什么结果。
我们的院落虽然不大，可是院子里几家人的关系像一家人一样，让左右的邻居们羡慕不已。在这个小院里，和睦、互助的温情始终温暖着我们一家。谁家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总要拿出来让全院邻居们尝鲜，而每家人也没有什么客套话，拿过来心安理得地就吃。谁家要是有困难，就像自己家的事儿一样伸手。当时，我们孤儿寡母得到的照顾是最多的。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傍晚，母亲正在外院，和李婶边说话边吃饭，不知怎的，突然碗掉在了地上，随即母亲人事不省，正当我手足无措的时候，宋家小叔下班回家，看到这一情景，二话没说，从院外的房管所借了一辆手推车就把我母亲送到附近的人民医院，一直看护在身边。我犯小肠疝气需要做手术，是李大叔给我签的字，在人民医院工作的李大爷一天三次去看我，把我托付给医生。外院的李婶、宋奶奶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一定要给我们家送过来尝尝，还手把手地教我做饭。小时候的我就是被这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温暖簇拥着一天天长大的。感恩是我至今始终不变的信条。
生活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小胡同的平民们，生活虽然是清苦的，但是老百姓习惯了这种清贫生活，并在清贫中怡然自乐。即使在遭遇了天灾人祸以后，他们也会泰然处之，在磨难中找乐儿。1976唐山大地震，惊醒了在睡梦中的北京人。我还记得那天发生地震时的情景，凌晨三点多，我和母亲被剧烈的晃动所惊醒，瞬间我穿着短裤就跑出了房门，只见四周的房子发生着不规则的上下、左右的晃动，闷雷声似乎是从脚下发生的。邻家小院的外墙皮整扇地倒了下来，瓦砾堆满了我们院。跑到大街上一看，到处是坍塌的景象，整个胡同的居民们全都跑了出来，惊恐地看着眼前发生的情形和惨状。地震发生过后，最重要的是要安置好生活，因为随时可能发生余震，自己的家是不敢回去睡了，只能露天在外面搭个帐篷凑合着。当时的北京到处是抗震棚，成为那个时候北京的一景。我们小珠帘胡同比较窄，胡同的邻居们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张大苫布，大家凑来一些棍棒，五六个院落几十口人就在胡同里搭起了一个临时抗震棚，里面是大通铺，男男女女都住在里面了。大人们特别是一些比较传统守旧的人，碍于情面不好意思男女同住在一个屋棚下，到了晚上还是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睡，死也不肯出来。而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少年不识愁滋味，巴不得有这样一个机会，抗震棚成了我们的乐园，大家在一起说笑打闹，在铺上追来跑去，嘻嘻哈哈，没有了男女界限，弥合了以往的隔阂，大家仿佛成了一家人，当时的那种生活，真有点“战时共产主义”的味道。这种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地震形势稳定了，我们这些孩子才被家长赶着，恋恋不舍地分别，回到各自的家里。
这些年，北京搞起了“胡同游”，其实，要想真正体味北京“胡同游”的味道，不是走几条胡同，看几处房子能体会到的。北京胡同的文化内涵深藏在院落里，只有生活在那里才能切身感受，胡同儿里所蕴涵着的京腔、京味、京情集中体现了北京的“胡同文化”，要比现在的“楼房文化”深的多。